1.大帝国红本大怪兽不打有什么损失

2.清东陵在哪个地区？孝庄皇后和孝庄文皇后是一个人吗？那昭西陵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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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孝庄文皇后到底有没有下嫁多儿衮?为什么是个历史之谜?婚嫁是大事,何况在帝王家?大家来谈谈.

5.清宫的机构

孝庄文皇后

十七世纪初，明王朝衰落，东北女真族崛起。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国。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北伐蒙古、南征朝鲜，并于明崇须九年（1636）称帝，国号清，建元崇德，奠都盛京，与明朝遥相对峙。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叛明投清，于是清军铁骑奔突入关，逐鹿中原，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清军追击下瓦解。九月十九日，清宗室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劲骑，护送清幼生从盛京迁居北京。十月一日黎明，古老的皇城装点一新，上午已时，皇极殿前鞭鸣三响，钟磐交鸣，韶和典乐徐徐奏起。年仅六岁的小皇帝福临，即位。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就从这里拉开帷幕。然而。这个小皇帝，并不理解这高高御座和声声欢呼的含义，只有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头戴凤冠的青年妇女，面色凝重，她就是小皇帝的母亲、后世称为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 一、政治婚姻中的配角 孝庄文皇后，一姓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月出生，一十三岁时，由她哥哥吴克善护送到盛京，嫁给皇太极。

清初满蒙联姻，是一项既定国策。皇太极时，蒙古族女子几乎垄断后宫，仅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有封号的就有三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的姑妈）、宸妃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之姐）及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孝庄从蒙古大草原来到盛京，给皇太极生下一男三女（儿子福临即后来的顺治皇帝），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时被封为永福官庄妃。

在皇太极生前，孝庄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后宫统摄一切的是她姑妈，而受到皇太极专宠的则是她姐姐宸妃。

崇德七年（1642）三月：清军俘获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皇太极大喜。洪承畴是明朝很有影响的封疆大员，收服他对于收揽汉族知识分子之心、瓦解明朝统治具有非常的意义。皇太极下令把洪押到盛京，派汉臣范文程等轮番劝说，洪承畴“延颈承刀。始终不屈”，为此皇太极颇费踌躇，食不甘味。孝庄看到这种状况，毛遂自荐，亲自去劝说。她扮作一个待女，身上藏了一壶人参汁，来到洪承畴的居处，温颜婉语，“以壶承其唇”，一口一口给他灌下人参汁，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经过数天的努力，终于说服洪承畴投到清军辕下。

由于孝庄经常留意参预清廷的政治活动，她的政治素质和才能得到了磨炼，很快脱颖而出。当重大政治事变突然发生的时候，这种才能就明显地显示出来了。

二、立储斗争

崇德八年夏，清军大战松锦告捷后，国势大张，气象日上。皇太极踌躇满志，正擘划下一步战略，天不假年，八月九日在突发脑溢血，暴死于清宁宫。帝王暴卒，向来容易引起政治。由于皇太极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没有留下遗嘱，在繁琐的丧仪背后，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正悄悄展开。

努尔哈赤生前曾规定，他的继承人必须由满洲贵族公议，从八大议政贝勒中推选，八大贝勒“同心谋国”，其中以军功昭著的儿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及侄子阿敏轮月执政，朝贺时兄弟四人并排南面坐——这是一种原始军事民主制的残余。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打破了这个框框，皇帝南面独坐，独操大权。唯其如此，皇帝的称号对于跻身于最高权力圈、很有可能得到它的人们来说，更加具有诱惑力。

暗中动作的双方很快明朗化：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三十四岁，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拥有父亲亲将的两黄旗和伯父代著镶红旗、堂叔济尔哈朗镶蓝旗的拥护和支持；努尔哈赤的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三十二岁，雄才大略，曾西征河套察哈尔林丹汗残部，得元朝传国玺归献皇太极，迫降朝鲜，用兵把握分寸，颇合用武之道，很得皇太极倚重和信赖，继位的呼声很高，拥护者有英亲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锋和正、镶两白旗将领。

正、镶两黄旗将领盟誓，宁可死作一处，坚决要立皇子；而正、镶两白旗大臣誓死不立豪格，他们跪劝多尔表立即即位：“汝不即立，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两黄旗大臣愿立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尔！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

串连、游说、盟舍、劝进，频繁的活动，导致了双方严重的对立。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崇政殿诸王大会，彼此终于摊牌了！

这天大清早，两黄旗大臣盟誓大清门前，命令本旗巴牙喇（天子禁军）张弓戴甲，环立宫殿。会议开始之前，黄旗大臣悉尼就提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会议一开始，年高辈尊的代善首先发言；“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豪格见气氛如此，料大位必囊中物，欲擒故纵，起身逊谢说：“福小德薄，非所堪当。”说完离开会场。豪格一谦让，阿济格、多锋乘机劝多尔衮即位，年老的代善不愿得罪锐气方刚的多尔衮，态度骑墙地说：“睿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两黄旗大臣沉不住气了，佩剑而前，说：“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有人提出立代善，老头子不愿陷入旋涡，一说：“吾以帝兄，当时朝政，尚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说完退场，阿济格也跟随而去。两黄旗大臣怒目相向，多铎默无一言，会议眼看陷于僵局。多尔衮发言：“虎口王即让而去，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仇）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固）山军兵，否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是二个折中方案，皇子嗣位，两黄旗天子亲兵的地位保持不变，。因此两黄旗大臣不再坚持立豪格。转附多尔衮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缓和。祭祖祷天、集体盟誓，六岁的小娃娃福临被扶上了皇帝宝座、改元顺治。

多尔衮对皇位早已垂涎，为什么关键时刻主动放弃？缺乏与家格抗衡的力量？未必。或许是多尔衮从大局出发，为避免内乱而作退让。但促成这一举动的，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孝庄的幕后活动。

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员，孝庄无疑是明白内乱会造成什么危害的，一要使双方的对立缓和，只有异中求同，一使双方的要求都得到部分满足——既要满足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要求，又要使多尔衮的权力欲望不致落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扶立幼主；当时年纪幼小的皇子有四五个，谁来占踞天子宝座？孝庄施展手腕。笼络多尔衮，使多尔表采纳了她的方案，把她儿子福临抱上了御座。

孝庄如何笼络多尔衮？官修的史书实录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私家著述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向多尔衮献出了自己。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三、摄政王专政下

多尔衮对于皇位，实际上是非常向往的。由于他在诸王大会上首倡立福临，格局一成，便难以出尔反尔，推翻前议了。虽然他高踞摄政王之位，掌握大清军政大权，一人之下，方人之上，但毕竟没有畅其所愿，还是一种缺憾，因此，在激烈动荡的戎马生涯之余，他的精神世界便陷入一种，自相矛盾、懊悔愁苦自怨自责的痛苦之中。随着他功业的累进，他的权力欲愈益炽烈，到后来，这种象火一样烤炙着他的心的欲望，竟使他做出可笑的举动：偷用御用器皿、私造皇帝龙袍、对镜自赏等等。当年妨碍他获得皇位的豪格，在顺治元年（1644）就被罗织罪名，废为庶人，也禁至死，豪格的福晋被他收系王府，纳为新人。与他同居辅政王之位的济尔哈朗，尽管一开始就很知趣地退避三舍，拱手将权力支出，但终因附依过豪格的前怨夙恨，于顺治四年（ 1647）被罢职，第二年又降为郡王。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之制为他撰写起居注，并营建规模超逾帝王的府第。大军调度、罚赏黜涉，一出己意，关内关外，只知有睿王一人。实际上，多尔衮掌握了一切权力。孝庄在多尔衮的步步进逼下，采取了隐忍、退让委屈求全的态度。她的方法是，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不使多尔衮废帝自立。顺治元年十月，加封为叔父摄政王，旋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停止多尔衮御前跪拜。最后，大约在顺治四年年底，孝庄以太后的身份下嫁摄政王，福临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称皇父摄政王。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

太后下嫁摄政王一事，史学界尚有争议。有的小说家试图从爱情角度解释这桩婚姻，这恐怕有点理想主义。多尔表生活放纵，拘家格妻其妻，又擅娶朝鲜国王族女，一女不足其欲又娶一女，这是官书明载的事情。太后下嫁，迫于时势，有什么爱情可言，恐怕是大值推敲的。何况实际上，尽管孝庄退让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屈身下嫁，多尔衮对皇位的觊觎丝毫没消退。有一次他还对人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福临即位后，诸臣多次提出给皇帝延师典学，多尔衮都置之不理，有意让福临荒于教育，做一个傻皇帝，致使福临十四岁亲政时，不识汉字，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对孝庄儿子如此，所谓“爱情”云云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出猎，死于喀喇城，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福临亲政，来到两月，即宣布多尔衮“谋篡大位”等种种罪状，削爵毁墓并撤去太庙牌位，籍没家产，多尔衮的党羽也受到清洗。在“倒多”过程中，济尔哈朗取而代之，成为一个新的权力集中点。孝庄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防微杜渐，让福临发布上谕，宣布一切章奏悉进皇帝亲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消除了可能产生的隐患。年少的皇帝在太后的安排下理政、读书，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在大胆使用汉官、整顿吏治等方面，开创了清初政治新局面。

四、家庭矛盾的涡流

权力斗争刚告一段落，孝庄又陷入家庭矛盾的旋流。

如前所述，满蒙联姻，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位时定下的既定国策。大清帝国的建立，蒙古八旗也立下汗马之功，蒙古王公在清廷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一股倚为股肱的力量。为了确保这种关系代代相传，也为了保持自己家族的特殊地位，福临即位不久，孝庄就册立自己的侄女、蒙古科尔沁贝勒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顺治皇帝条政当年，就大礼成婚，正中宫之位。自古帝王婚姻，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的喜好与感情则是次要的。而福临恰恰缺乏这种胸怀，他更多以自己的好恶来对待这种关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聪明、漂亮，但喜欢奢侈，而且爱嫉妒。本来，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女子，这些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福临却不能容忍，坚决要求废后另立。这个未成年的皇帝性格十分执拗，尽管大臣们屡次谏阻，仍然坚持己见，毫不退让。顺治十年（165）八月，孝庄见儿子实在没有回转余地，只好同意，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为了消除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消极政治影响，孝庄又选择蒙古科尔沁多罗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进宫为妃。但福临对这位蒙古包里出来的漂亮姑娘同样不感兴趣，反而如痴如醉地恋上了同父异母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氏。董鄂氏隶属满洲正白旗，父亲鄂硕，任内大臣，封三等伯（位同一品）。董鄂氏不但通诗文，而且性格温顺，仪表端庄，举止言语，很有凤采。顺治十年应秀女之选（清制：满族女子到应聘之年必须造册上报内务府，三年一选以充实后宫或指配皇弟皇子）许配给皇太极末子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经常从军出征，董鄂氏出入宫苑侍候后妃，与福临相识并坠入情网。孝庄察觉了这一危险苗子，立即采取措施，宣布停止命妇入侍的旧例，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同时赶紧给儿子完婚，博尔济锦氏成为第二任皇后。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福临对董鄂氏的迷恋。为了获得更多接近董鄂氏的机会，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福临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以示忧宠。后来博穆博果尔得悉其中内情，愤怒地训斥董鄂氏。这事被福临知道，他打了弟弟一耳光，博穆博果尔羞愤自杀——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

宫中发生了这种事情，传扬出去自然是不光彩的，孝庄悄悄地处理了这件事：博穆博果尔按亲王体例发丧，二十七天丧服期满，董鄂氏被接人宫中，封为贤妃，一个月后，又按儿子的意愿，晋封她为皇贵妃。

皇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不过福临对董鄂氏的感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认为董鄂氏有德有才，正是理想的皇后人选，因此准备二次废后。假如福临再度废后，改立董鄂氏，蒙古女人失去中宫主子之位，势必影响满家关系，倾动大清帝国的立国之基，孝庄毫不犹豫地对儿子的举动进行了抑制。结果，母子间出现隔阂，顺治皇帝甚至公然下令抠去太庙匾额上的蒙古文字，而那位生活在感情荒漠中的蒙古皇后，对于安排自己命运的同族婆婆并无丝毫感激，相反把不幸和怨恨，统统归集到太后身上，连太后病倒，也不去问候一声。对于这一切，孝庄都忍受了。宽容理解是她的原则。这种微妙紧张的母子婆媳关系维持了五六年，幸而她有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坚毅的性格，清帝国的基业才不致因后宫的倾动而发生动摇。孝庄这种苦心，福临与皇后恐怕都不理解，倒是通达人情的董鄂氏能够体谅孝庄的苦衷，她主动周旋于皇后与皇帝之间，缓和调节双方矛盾，有时起到孝庄所难以达到的作用。唯其如此，孝庄有什么事总是找董鄂氏商量，有什么话总是找这个儿媳妇说，以至于到后来，婆婆对儿媳几乎到了不能离开的地步。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董鄂氏产下一子，四个月后不幸夭折，丧子的悲伤使她郁郁成疾，宫廷矛盾的精神重负使她原来有病的身体更加虚损赢弱。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鄂氏病故。皇帝遭此打击，精神颓落，恹恹无生趣，未出半年，患痘症而逝。

五、别出心裁的布库戏

福临死前留下遗嘱，八岁的皇三予玄烨入继皇统，改元康熙。为了避兔摄政工专权的悲剧重演，皇帝有意撇开皇室亲王，安排了四位忠于皇室的满洲老臣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辅政。当时安徽有位叫周南的秀才千里迢迢赶到北京，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孝庄严词拒绝了，因为清建国之初曾总结历史上外戚干政导致亡国的教训，规定后妃不得临朝干政，孝庄当时虽有足够的声望与资历临朝，但此例一开，将来或许贻息后代。因此她坚持了大臣输政的体制，把朝政托付给四大臣，自己则倾力调教小孙子，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才能，以便他亲政后能担当起统御庞大帝国的重任。没有想到顺治所择非人，口是心非的鳌拜很快暴露出专横暴戾的本性，欺皇帝年幼无知，广植党羽，排斥异己，把揽朝政，俨然是摄政王再出。鳌拜出身戎伍，对于顺治朝吸收汉文化变更礼制的做法很不适应，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凡事都要循祖制、复旧章，并且公然打破顺治四年不再困地的禁令，借旗地交换之机，扩大圈地，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鳌拜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但大部分人慑于鳌拜*威，不敢作声。辅政大臣中，悉尼年老畏缩，遏必隆软弱，依附鳌拜，唯一敢于与鳌拜顶着干的苏克萨哈资历浅，一直处于受压地位。康熙（1667）六年，玄烨十四岁，按例亲政。但鳌拜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苏克萨哈因为受鳌拜压制，乘皇帝亲政之机，上奏辞职。请求去守先帝陵寝，“俾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实际上是向皇帝抗议鳌拜的专横。螫拜也清楚苏哈萨克的用意，他和同党一起，捏造苏哈萨克二十四条大罪，将苏拘捕入狱，要处以极刑。苏哈萨克从监狱里送出申诉，皇帝获悉，坚决不同意，鳖拜竟“攘臂帝前，强奏累日”，最后，将苏哈萨克处以绞刑，九族株连，家产没官。鳖拜的存在已成为皇帝权威的一个威胁，但鳌拜羽翼已成，措置稍有不当，可能就会激成巨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此时的孝庄对这些问题已有了相当经验。她悄悄关照性急的孙子，要他隐忍一切，同时不露痕迹地布置起来。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皇宫里出现了一批少年，专门练布库（满语：摔跤），说是皇帝喜欢这种布库戏。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就在大家对宫廷布库戏习以为常的时候；康熙八年（1669）五月的一天，鳌拜进宫晋见，在路两旁要着玩的小孩突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了，等到螫拜缓过神来，纵有过人膂力，都已无济于事了。魔头落网，党羽流散，威胁皇权的鳌拜集团，就这样未动一刀一枪，连根拔除了。皇帝夺回了权力。

六、祖孙情浓

顺治皇帝临终时，原属意于次于福全，孝庄看中了玄烨，通过皇帝信赖的传教士汤若望说项，才改立玄烨，所以说玄烨是孝庄一手扶立的。

玄烨八岁即位，十岁时生母佟佳氏亡故，照看他的是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所以祖孙二人感情十分融洽。孝庄不但关心他的起居，而且对他的言语举动，都立下规矩，严格要求，稍有逾越，则严厉批评，不稍宽纵与假贷。在她的教导下。玄烨健康成长，一个未来杰出帝王的特质和寸具，在少年时代打下了根基。鳖拜集团铲除后，孝庄放手让玄烨理政，让他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又一再提醒他要谨慎用人、安勿忘危、勤修武备等。对于祖母的教诲玄烨非常尊重，重大事情无不先一征求意见，然后施行。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清王朝从走向稳定，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为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和边疆用兵等大规模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清王朝在康熙朝形成第一个黄金时代，其中包含了孝庄的一份功劳和心血。

孝庄生活俭朴，不事奢华，平定三藩时，把宫廷节省下的银两捐出犒赏出征士兵。每逢荒年歉岁，她总是把宫中积蓄拿出来赈济，全力配合、支持孙子的事业。她的表率行为，更使皇帝增加十二分敬意。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皇帝出巡盛京，沿途几乎每天派人驰书问候起居，报告自己行踪，并且把自己在河里捕抓的鲢鱼、鲫鱼脂封，派人送京给老祖母尝鲜；二十二年（1683）秋，康熙陪祖母巡幸五台山，一到上坡地方，皇帝每每下轿，亲自为祖母扶辇保护。孝庄与皇帝这种亲密和谐的关系，反映了她的为人，与二百年后同样经历三朝、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慈禧太后，是截然不同的。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孝庄太后病危，康熙皇帝昼夜不离左右，亲奉汤药，并亲自率领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祈告上苍，请求折损自己生命，增延祖母寿数。康熙在颂读祝文时涕泪交颐，说：“忆自弱龄，早失估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同极之恩，毕生难报……若大算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然而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该月二十五日，孝庄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以七十五岁的高寿安然离开了人世。皇帝给祖母上了尊崇的谥号—一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根据她的遗愿，灵枢没有运往盛京与皇太极合葬，而是暂安在京东清东陵。

七、葬不从夫原有讳

据史书记载，孝庄之所以没有与皇太极合葬，是因为她病危时，曾对康熙皇帝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孝庄死后，梓官（即棺材〕仅在宫中停放十七天，尊溢旋上旋停，在整个康熙朝一直没有启用；梓宫暂安（下葬前安放某处叫“暂安”）奉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才匆匆动工营建陵寝，而陵工仓促，不到一年就草草修就。

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遗嘱中“不忍”云云，不过是一种托词，其实是因为下嫁多尔衮，无颜于黄泉下复见本夫；也有人认为，遗嘱本身可能是一种宫廷精心设计的伪词，为下一步丧葬处置作铺垫，这里又涉及到“太后下嫁”问题，由于下嫁问题与孝庄的政治生涯密切相关，影响很大，所以有必要作一番叙述。

“太后下嫁摄政王”问题，是清史研究中一大疑案，至今史学界尚有争议。在民间，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但见诸文字者，是清末刊行的明朝遗臣张煌言《苍水诗集》，其中《建夷宫词》有一首影射太后下嫁，诗文是这样写的：

上寿筋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居处，春官指礼部官员。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昨天礼部呈进了预先拟定的礼仪格式，因为正遇上太后结婚典礼。《苍水诗集）｝一出，“太后下嫁”一事仿佛得到了证实。张煌言作诗时间大概是顺治六、七年间，当时清宫的太后有两位，一位是正宫孝端文皇后，当时年近五十，不可能嫁给三十多岁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她小于多尔衮两岁，因此诗中所指的太后下嫁，只能是孝庄。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诗歌吟咏，是不能作为史证的。清亡后，民国教育部清理礼部档案，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中有“皇父摄政王”字样，与“皇上”同格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皇帝御批之件〕档案，发现顺治四年之后内外奏疏亦多称“皇父”，与蒋良骐《东华录》顺治五年诏封皇叔父为皇父摄政王、顺治八年追论多尔衮罪状诏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正相照映，加上孝庄死后不与皇太极合葬，而是独葬关内，所以许多人认为，太后下嫁一事大致可作定论。

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却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张煌言对清廷怀有成见，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帝后分葬在清代不乏其例。如真有其事，当时私人著述里应该有所反映，清末民初有大量的前清私家著述印行问世，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印证“太后”下嫁摄政工的史料，因而下嫁云云，是“敌国”（指南明政权）之传闻而已。

但也有人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大。朝鲜李朝实录中有一段文字涉及“皇父”，很可玩味：“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潮鲜国王）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清廷使臣答朝鲜官员金自点那句话，含糊其辞，闪闪烁烁，正可说明其中有难言之隐，朝鲜大臣郑太和已看出其中委曲，指出多尔衮已作了太上皇，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多尔衮已经当了皇帝的父亲，这跟说太后下嫁摄政王是一个意思。

多尔衮死时，追谥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神位附太庙（祭祖之地），这种待遇，除了皇帝本人，只有以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的生父才配享用，如果作为皇叔或者辅政大臣，多尔衮是难以企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孝庄下嫁多尔衮是很有可能的。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这个历史疑案迟早会真相大自。

大帝国红本大怪兽不打有什么损失

清太宗孝庄文皇后 ，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生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613年3月28日），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之妃,孝端文皇后的侄女。蒙古科尔沁部（在今通辽）贝勒寨桑之次女。天命十年（1625年）嫁给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为侧福晋。天聪三年生固伦雍穆公主雅图，六年生固伦淑慧公主阿图，七年生固伦端献公主淑哲。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号称帝，受封为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生下皇九子福临。福临即位后（年号顺治），尊为皇太后。八年二月上尊号为昭圣慈寿皇太后。八月加上尊号为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十三年十二月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皇太后。

顺治十八年（1661年），福临死后，第三子玄烨即位（年号康熙），尊为太皇太后。康熙元年十月加上尊号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太皇太后。四年九月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太皇太后。六年十一月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太皇太后。十五年正月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太皇太后。二十年十二月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88年1月27日）去世。享年75岁。二十七年十月上谥号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雍正元年八月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三年葬河北清东陵之昭西陵。乾隆元年三月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生三女，下嫁弼尔塔哈尔、色布腾、铿吉尔格。

小传

1613年，布木布泰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宰桑之家。

1626年，布木布泰嫁给皇太极（1592年生）为侧室福晋。

1636年，皇太极改金为清，即皇帝位，改元为崇德元年，封布木布泰为永福宫庄妃。

1638年，孝庄生皇九子福临。

1643年，皇太极暴卒，福临继位，建年号为顺治，尊孝庄为皇太后。

1662年，玄烨即位，建年号为康熙，尊孝庄为太皇太后。

1688年，孝庄因病辞世，享年75岁。谥号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

下嫁多尔衮

一些野史中记录了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事。 电视纪录片《清宫秘档》中的观点认为，庄妃下嫁多尔衮（1612年生）不是事实。亦有学者认为确有其事，认为弟娶寡嫂符合当时满人风俗，后因受汉人文化影响才认为是羞耻之事并加以隐瞒。这个是满清的疑案。没有任何的史料加以佐证。

辅政康熙

康熙除鳌拜，平定三藩，有很多史家认为，谋皆出自孝庄。

十七世纪初，明王朝衰落，东北女真族崛起。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国。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北伐蒙古、南征朝鲜，并于明崇须九年（1636）称帝，国号清，建元崇德，奠都盛京，与明朝遥相对峙。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叛明投清，于是清军铁骑奔突入关，逐鹿中原，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清军追击下瓦解。九月十九日，清宗室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劲骑，护送清幼生从盛京迁居北京。十月一日黎明，古老的皇城装点一新，上午已时，皇极殿前鞭鸣三响，钟磐交鸣，韶和典乐徐徐奏起。年仅六岁的小皇帝福临，即位。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就从这里拉开帷幕。然而。这个小皇帝，并不理解这高高御座和声声欢呼的含义，只有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头戴凤冠的青年妇女，面色凝重，她就是小皇帝的母亲、后世称为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 一、政治婚姻中的配角 孝庄文皇后，一姓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月出生，一十三岁时，由她哥哥吴克善护送到盛京，嫁给皇太极。

孝庄从蒙古大草原来到盛京，给皇太极生下一男三女（儿子福临即后来的顺治皇帝），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时被封为永福官庄妃。为后宫五大妃子之末。

1、摄政王专政下

多尔衮对于皇位，实际上是非常向往的。由于他在诸王大会上首倡立福临，格局一成，便难以出尔反尔，推翻前议了。虽然他高踞摄政王之位，掌握大清军政大权，一人之下，方人之上，但毕竟没有畅其所愿，还是一种缺憾，因此，在激烈动荡的戎马生涯之余，他的精神世界便陷入一种，自相矛盾、懊悔愁苦自怨自责的痛苦之中。随着他功业的累进，他的权力欲愈益炽烈，到后来，这种象火一样烤炙着他的心的欲望，竟使他做出可笑的举动：偷用御用器皿、私造皇帝龙袍、对镜自赏等等。当年妨碍他获得皇位的豪格，在顺治元年（1644）就被罗织罪名，废为庶人，也禁至死，豪格的福晋被他收系王府，纳为新人。与他同居辅政王之位的济尔哈朗，尽管一开始就很知趣地退避三舍，拱手将权力支出，但终因附依过豪格的前怨夙恨，于顺治四年（ 1647）被罢职，第二年又降为郡王。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之制为他撰写起居注，并营建规模超逾帝王的府第。大军调度、罚赏黜涉，一出己意，关内关外，只知有睿王一人。实际上，多尔衮掌握了一切权力。孝庄在多尔衮的步步进逼下，采取了隐忍、退让委曲求全的态度。她的方法是，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不使多尔衮废帝自立。顺治元年十月，加封为叔父摄政王，旋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停止多尔衮御前跪拜。最后，大约在顺治四年年底，孝庄以太后的身份下嫁摄政王，福临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称皇父摄政王。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

太后下嫁摄政王一事，史学界尚有争议。有的小说家试图从爱情角度解释这桩婚姻，这恐怕有点理想主义。多尔表生活放纵，拘家格妻其妻，又擅娶朝鲜国王族女，一女不足其欲又娶一女，这是官书明载的事情。太后下嫁，迫于时势，有什么爱情可言，恐怕是大值推敲的。何况实际上，尽管孝庄退让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屈身下嫁，多尔衮对皇位的觊觎丝毫没消退。有一次他还对人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福临即位后，诸臣多次提出给皇帝延师典学，多尔衮都置之不理，有意让福临荒于教育，做一个傻皇帝，致使福临十四岁亲政时，不识汉字，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对孝庄儿子如此，所谓“爱情”云云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出猎，死于喀喇城，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福临亲政，来到两月，即宣布多尔衮“谋篡大位” 等种种罪状，削爵毁墓并撤去太庙牌位，籍没家产，多尔衮的党羽也受到清洗。在“倒多”过程中，济尔哈朗取而代之，成为一个新的权力集中点。孝庄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防微杜渐，让福临发布上谕，宣布一切章奏悉进皇帝亲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消除了可能产生的隐患。年少的皇帝在太后的安排下理政、读书，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在大胆使用汉官、整顿吏治等方面，开创了清初政治新局面。

2、家庭矛盾的涡流

权力斗争刚告一段落，孝庄又陷入家庭矛盾的旋流。

如前所述，满蒙联姻，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位时定下的既定国策。大清帝国的建立，蒙古八旗也立下汗马之功，蒙古王公在清廷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一股倚为股肱的力量。为了确保这种关系代代相传，也为了保持自己家族的特殊地位，福临即位不久，孝庄就册立自己的侄女、蒙古科尔沁贝勒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顺治皇帝条政当年，就大礼成婚，正中宫之位。自古帝王婚姻，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的喜好与感情则是次要的。而福临恰恰缺乏这种胸怀，他更多以自己的好恶来对待这种关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聪明、漂亮，但喜欢奢侈，而且爱嫉妒。本来，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女子，这些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福临却不能容忍，坚决要求废后另立。这个未成年的皇帝性格十分执拗，尽管大臣们屡次谏阻，仍然坚持己见，毫不退让。顺治十年（165）八月，孝庄见儿子实在没有回转余地，只好同意，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为了消除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消极政治影响，孝庄又选择蒙古科尔沁多罗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进宫为妃。但福临对这位蒙古包里出来的漂亮姑娘同样不感兴趣，反而如痴如醉地恋上了同父异母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氏。董鄂氏隶属满洲正白旗，父亲鄂硕，任内大臣，封三等伯（位同一品）。董鄂氏不但通诗文，而且性格温顺，仪表端庄，举止言语，很有凤采。顺治十年应秀女之选（清制：满族女子到应聘之年必须造册上报内务府，三年一选以充实后宫或指配皇弟皇子）许配给皇太极末子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经常从军出征，董鄂氏出入宫苑侍侯后妃，与福临相识并坠入情网。孝庄察觉了这一危险苗子，立即采取措施，宣布停止命妇入侍的旧例，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同时赶紧给儿子完婚，博尔济锦氏成为第二任皇后。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福临对董鄂氏的迷恋。为了获得更多接近董鄂氏的机会，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福临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以示忧宠。后来博穆博果尔得悉其中内情，愤怒地训斥董鄂氏。这事被福临知道，他打了弟弟一耳光，博穆博果尔羞愤自杀——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这个事情也是猜测，没有任何史料加以佐证。

宫中发生了这种事情，传扬出去自然是不光彩的，孝庄悄悄地处理了这件事：博穆博果尔按亲王体例发丧，二十七天丧服期满，董鄂氏被接人宫中，封为贤妃，一个月后，又按儿子的意愿，晋封她为皇贵妃。

皇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不过福临对董鄂氏的感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认为董鄂氏有德有才，正是理想的皇后人选，因此准备二次废后。假如福临再度废后，改立董鄂氏，蒙古女人失去中宫主子之位，势必影响满家关系，倾动大清帝国的立国之基，孝庄毫不犹豫地对儿子的举动进行了抑制。结果，母子间出现隔阂，顺治皇帝甚至公然下令抠去太庙匾额上的蒙古文字，而那位生活在感情荒漠中的蒙古皇后，对于安排自己命运的同族婆婆并无丝毫感激，相反把不幸和怨恨，统统归集到太后身上，连太后病倒，也不去问候一声。对于这一切，孝庄都忍受了。宽容理解是她的原则。这种微妙紧张的母子婆媳关系维持了五六年，幸而她有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坚毅的性格，清帝国的基业才不致因后宫的倾动而发生动摇。孝庄这种苦心，福临与皇后恐怕都不理解，倒是通达人情的董鄂氏能够体谅孝庄的苦衷，她主动周旋于皇后与皇帝之间，缓和调节双方矛盾，有时起到孝庄所难以达到的作用。唯其如此，孝庄有什么事总是找董鄂氏商量，有什么话总是找这个儿媳妇说，以至于到后来，婆婆对儿媳几乎到了不能离开的地步。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董鄂氏产下一子，四个月后不幸夭折，丧子的悲伤使她郁郁成疾，宫廷矛盾的精神重负使她原来有病的身体更加虚损羸弱。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鄂氏病故。皇帝遭此打击，精神颓落，恹恹无生趣，未出半年，患痘症而逝。

3、别出心裁的布库戏

福临死前留下遗嘱，八岁的皇三予玄烨入继皇统，改元康熙。为了避免摄政王专权的悲剧重演，皇帝有意撇开皇室亲王，安排了四位忠于皇室的满洲老臣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辅政。当时安徽有位叫周南的秀才千里迢迢赶到北京，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孝庄严词拒绝了，因为清建国之初曾总结历史上外戚干政导致亡国的教训，规定后妃不得临朝干政，孝庄当时虽有足够的声望与资历临朝，但此例一开，将来或许贻息后代。因此她坚持了大臣输政的体制，把朝政托付给四大臣，自己则倾力调教小孙子，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才能，以便他亲政后能担当起统御庞大帝国的重任。没有想到顺治所择非人，口是心非的鳌拜很快暴露出专横暴戾的本性，欺皇帝年幼无知，广植党羽，排斥异己，把揽朝政，俨然是摄政王再出。鳌拜出身戎伍，对于顺治朝吸收汉文化变更礼制的做法很不适应，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凡事都要循祖制、复旧章，并且公然打破顺治四年不再困地的禁令，借旗地交换之机，扩大圈地，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鳌拜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但大部分人慑于鳌拜*威，不敢作声。辅政大臣中，悉尼年老畏缩，遏必隆软弱，依附鳌拜，唯一敢于与鳌拜顶着干的苏克萨哈资历浅，一直处于受压地位。康熙（1667）六年，玄烨十四岁，按例亲政。但鳌拜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苏克萨哈因为受鳌拜压制，乘皇帝亲政之机，上奏辞职。请求去守先帝陵寝，“俾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实际上是向皇帝抗议鳌拜的专横。螫拜也清楚苏哈萨克的用意，他和同党一起，捏造苏哈萨克二十四条大罪，将苏拘捕入狱，要处以极刑。苏哈萨克从监狱里送出申诉，皇帝获悉，坚决不同意，鳖拜竟“攘臂帝前，强奏累日”，最后，将苏哈萨克处以绞刑，九族株连，家产没官。鳖拜的存在已成为皇帝权威的一个威胁，但鳌拜羽翼已成，措置稍有不当，可能就会激成巨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此时的孝庄对这些问题已有了相当经验。她悄悄关照性急的孙子，要他隐忍一切，同时不露痕迹地布置起来。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皇宫里出现了一批少年，专门练布库（满语：摔跤），说是皇帝喜欢这种布库戏。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就在大家对宫廷布库戏习以为常的时候；康熙八年（1669）五月的一天，鳌拜进宫晋见，在路两旁要着玩的小孩突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了，等到螫拜缓过神来，纵有过人膂力，都已无济于事了。魔头落网，党羽流散，威胁皇权的鳌拜集团，就这样未动一刀一枪，连根拔除了。皇帝夺回了权力。

4、祖孙情浓

顺治皇帝临终时，原属意亲王岳乐，防止像多尔衮事件再次发生。但是孝庄看中了玄烨，通过皇帝信赖的传教士汤若望说项，才改立玄烨，所以说玄烨是孝庄一手扶立的。

玄烨八岁即位，十岁时生母佟佳氏亡故，照看他的是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所以祖孙二人感情十分融洽。孝庄不但关心他的起居，而且对他的言语举动，都立下规矩，严格要求，稍有逾越，则严厉批评，不稍宽纵与假贷。在她的教导下。玄烨健康成长，一个未来杰出帝王的特质和寸具，在少年时代打下了根基。鳖拜集团铲除后，孝庄放手让玄烨理政，让他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又一再提醒他要谨慎用人、安勿忘危、勤修武备等。对于祖母的教诲玄烨非常尊重，重大事情无不先一征求意见，然后施行。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清王朝从走向稳定，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为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和边疆用兵等大规模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清王朝在康熙朝形成第一个黄金时代，其中包含了孝庄的一份功劳和心血。

孝庄生活俭朴，不事奢华，平定三藩时，把宫廷节省下的银两捐出犒赏出征士兵。每逢荒年歉岁，她总是把宫中积蓄拿出来赈济，全力配合、支持孙子的事业。她的表率行为，更使皇帝增加十二分敬意。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皇帝出巡盛京，沿途几乎每天派人驰书问候起居，报告自己行踪，并且把自己在河里捕抓的鲢鱼、鲫鱼脂封，派人送京给老祖母尝鲜；二十二年（1683）秋，康熙陪祖母巡幸五台山，一到上坡地方，皇帝每每下轿，亲自为祖母扶辇保护。孝庄与皇帝这种亲密和谐的关系，反映了她的为人，与二百年后同样经历三朝、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慈禧太后，是截然不同的。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孝庄太后病危，康熙皇帝昼夜不离左右，亲奉汤药，并亲自率领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祈告上苍，请求折损自己生命，增延祖母寿数。康熙在诵读祝文时涕泪交颐，说：“忆自弱龄，早失估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同极之恩，毕生难报……若大算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然而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该月二十五日，孝庄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以七十五岁的高寿安然离开了人世。皇帝给祖母上了尊崇的谥号—一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根据她的遗愿，灵枢没有运往盛京与皇太极合葬，而是暂安在京东清东陵。

5、葬不从夫原有讳

据史书记载，孝庄之所以没有与皇太极合葬，是因为她病危时，曾对康熙皇帝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孝庄死后，梓官（即棺材〕仅在宫中停放十七天，尊溢旋上旋停，在整个康熙朝一直没有启用；梓宫暂安（下葬前安放某处叫“暂安”）奉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才匆匆动工营建陵寝，而陵工仓促，不到一年就草草修就。

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遗嘱中“不忍”云云，不过是一种托词，其实是因为下嫁多尔衮，无颜于黄泉下复见本夫；也有人认为，遗嘱本身可能是一种宫廷精心设计的伪词，为下一步丧葬处置作铺垫，这里又涉及到“太后下嫁”问题，由于下嫁问题与孝庄的政治生涯密切相关，影响很大，所以有必要作一番叙述。

“太后下嫁摄政王”问题，是清史研究中一大疑案，至今史学界尚有争议。在民间，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但见诸文字者，是清末刊行的明朝遗臣张煌言《苍水诗集》，其中《建夷宫词》有一首影射太后下嫁，诗文是这样写的：

上寿筋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居处，春官指礼部官员。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昨天礼部呈进了预先拟定的礼仪格式，因为正遇上太后结婚典礼。《苍水诗集）｝一出，“太后下嫁”一事仿佛得到了证实。张煌言作诗时间大概是顺治六、七年间，当时清宫的太后有两位，一位是正宫孝端文皇后，当时年近五十，不可能嫁给三十多岁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她小于多尔衮两岁，因此诗中所指的太后下嫁，只能是孝庄。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诗歌吟咏，是不能作为史证的。清亡后，民国教育部清理礼部档案，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中有“皇父摄政王”字样，与“皇上”同格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皇帝御批之件〕档案，发现顺治四年之后内外奏疏亦多称“皇父”，与蒋良骐《东华录》顺治五年诏封皇叔父为皇父摄政王、顺治八年追论多尔衮罪状诏中 “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正相照映，加上孝庄死后不与皇太极合葬，而是独葬关内，所以许多人认为，太后下嫁一事大致可作定论。

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却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张煌言对清廷怀有成见，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帝后分葬在清代不乏其例。如真有其事，当时私人著述里应该有所反映，清末民初有大量的前清私家著述印行问世，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印证“太后”下嫁摄政工的史料，因而下嫁云云，是“敌国”（指南明政权）之传闻而已。

但也有人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大。朝鲜李朝实录中有一段文字涉及“皇父”，很可玩味：“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潮鲜国王）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清廷使臣答朝鲜官员金自点那句话，含糊其辞，闪闪烁烁，正可说明其中有难言之隐，朝鲜大臣郑太和已看出其中委曲，指出多尔衮已作了太上皇，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多尔衮已经当了皇帝的父亲，这跟说太后下嫁摄政王是一个意思。

多尔衮死时，追谥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神位附太庙（祭祖之地），这种待遇，除了皇帝本人，只有以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的生父才配享用，如果作为皇叔或者辅政大臣，多尔衮是难以企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孝庄下嫁多尔衮是很有可能的。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这个历史疑案迟早会真相大自。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寨桑女。纵观清代诸后妃，孝庄文皇后可谓第一女政治家，同时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她童年的一天，满洲的贝勒皇太极带着弟弟多尔衮来到了草原，皇太极的妻子孝端文皇后正是孝庄文皇后的姑姑，皇太极的此次草原之行，正是为了看望岳丈，并加强与蒙古的联络。谁知这次普通的交往却对孝庄文皇后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小无猜的孝庄文皇后与皇十四子多尔衮之间产生了爱情。但老天似乎总是愿意捉弄有情人，为了蒙古与满洲的政治需要，皇太极即位后，孝庄文皇后被送到了满洲，只不过她要嫁的人不是朝思暮想的多尔衮，而是一代帝王皇太极。多尔衮为此曾失魂落魄，但很快他就平静下来，决心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使孝庄文皇后回到自己的身边。功夫不负有心人，太宗皇帝宾天后，多尔衮成为了当时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皇位的有力争夺者。当时的形式可谓一触即发。孝庄文皇后预见到了政治危机的可怕后果，说服多尔衮拥立自己儿子福临为帝，化解了多尔衮与豪格的一场火并，保证了清代政权的平稳过渡。顺治初年，孝庄文皇后为褒奖多尔衮的功绩，对他大加封赏，使多尔衮成为了朝中的最强势力。但多尔衮似乎并不知足，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娶孝庄文皇后为妻。在当时的情况下，孝庄文皇后不得不同意他的要求，但顺治皇帝却不买他的帐，一度以绝食相威胁，使得多尔衮的计划破产，才保住了皇家的威严。这就是清宫三大谜案之一的太后下嫁。

康熙帝即位后，鳌拜的专权又一次威胁了爱新觉罗氏的统治，在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康熙帝最终打败了对手，巩固了政权。随之而来的吴三桂叛乱势头更猛，孝庄文皇后为鼓舞士气，将宫中金帛发给出征将士，以壮军威。

在孝庄文皇后的一生中，她能从爱新觉罗氏的利益出发，多次在关键时刻发挥自己的智慧，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大清的统治，在大清王朝从开疆拓土到康乾盛世的过渡中，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孝庄文皇后可谓清代后妃中的第一人。

清东陵在哪个地区？孝庄皇后和孝庄文皇后是一个人吗？那昭西陵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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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庄文皇后

十七世纪初，明王朝衰落，东北女真族崛起。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国。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北伐蒙古、南征朝鲜，并于明崇须九年（1636）称帝，国号清，建元崇德，奠都盛京，与明朝遥相对峙。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叛明投清，于是清军铁骑奔突入关，逐鹿中原，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清军追击下瓦解。九月十九日，清宗室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劲骑，护送清幼生从盛京迁居北京。十月一日黎明，古老的皇城装点一新，上午已时，皇极殿前鞭鸣三响，钟磐交鸣，韶和典乐徐徐奏起。年仅六岁的小皇帝福临，即位。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就从这里拉开帷幕。然而。这个小皇帝，并不理解这高高御座和声声欢呼的含义，只有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头戴凤冠的青年妇女，面色凝重，她就是小皇帝的母亲、后世称为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 一、政治婚姻中的配角 孝庄文皇后，一姓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月出生，一十三岁时，由她哥哥吴克善护送到盛京，嫁给皇太极。

清初满蒙联姻，是一项既定国策。皇太极时，蒙古族女子几乎垄断后宫，仅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有封号的就有三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的姑妈）、宸妃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之姐）及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孝庄从蒙古大草原来到盛京，给皇太极生下一男三女（儿子福临即后来的顺治皇帝），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时被封为永福官庄妃。

在皇太极生前，孝庄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后宫统摄一切的是她姑妈，而受到皇太极专宠的则是她姐姐宸妃。

崇德七年（1642）三月：清军俘获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皇太极大喜。洪承畴是明朝很有影响的封疆大员，收服他对于收揽汉族知识分子之心、瓦解明朝统治具有非常的意义。皇太极下令把洪押到盛京，派汉臣范文程等轮番劝说，洪承畴“延颈承刀。始终不屈”，为此皇太极颇费踌躇，食不甘味。孝庄看到这种状况，毛遂自荐，亲自去劝说。她扮作一个待女，身上藏了一壶人参汁，来到洪承畴的居处，温颜婉语，“以壶承其唇”，一口一口给他灌下人参汁，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经过数天的努力，终于说服洪承畴投到清军辕下。

由于孝庄经常留意参预清廷的政治活动，她的政治素质和才能得到了磨炼，很快脱颖而出。当重大政治事变突然发生的时候，这种才能就明显地显示出来了。

二、立储斗争

崇德八年夏，清军大战松锦告捷后，国势大张，气象日上。皇太极踌躇满志，正擘划下一步战略，天不假年，八月九日在突发脑溢血，暴死于清宁宫。帝王暴卒，向来容易引起政治。由于皇太极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没有留下遗嘱，在繁琐的丧仪背后，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正悄悄展开。

努尔哈赤生前曾规定，他的继承人必须由满洲贵族公议，从八大议政贝勒中推选，八大贝勒“同心谋国”，其中以军功昭著的儿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及侄子阿敏轮月执政，朝贺时兄弟四人并排南面坐——这是一种原始军事民主制的残余。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打破了这个框框，皇帝南面独坐，独操大权。唯其如此，皇帝的称号对于跻身于最高权力圈、很有可能得到它的人们来说，更加具有诱惑力。

暗中动作的双方很快明朗化：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三十四岁，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拥有父亲亲将的两黄旗和伯父代著镶红旗、堂叔济尔哈朗镶蓝旗的拥护和支持；努尔哈赤的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三十二岁，雄才大略，曾西征河套察哈尔林丹汗残部，得元朝传国玺归献皇太极，迫降朝鲜，用兵把握分寸，颇合用武之道，很得皇太极倚重和信赖，继位的呼声很高，拥护者有英亲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锋和正、镶两白旗将领。

正、镶两黄旗将领盟誓，宁可死作一处，坚决要立皇子；而正、镶两白旗大臣誓死不立豪格，他们跪劝多尔表立即即位：“汝不即立，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两黄旗大臣愿立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尔！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

串连、游说、盟舍、劝进，频繁的活动，导致了双方严重的对立。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崇政殿诸王大会，彼此终于摊牌了！

这天大清早，两黄旗大臣盟誓大清门前，命令本旗巴牙喇（天子禁军）张弓戴甲，环立宫殿。会议开始之前，黄旗大臣悉尼就提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会议一开始，年高辈尊的代善首先发言；“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豪格见气氛如此，料大位必囊中物，欲擒故纵，起身逊谢说：“福小德薄，非所堪当。”说完离开会场。豪格一谦让，阿济格、多锋乘机劝多尔衮即位，年老的代善不愿得罪锐气方刚的多尔衮，态度骑墙地说：“睿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两黄旗大臣沉不住气了，佩剑而前，说：“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有人提出立代善，老头子不愿陷入旋涡，一说：“吾以帝兄，当时朝政，尚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说完退场，阿济格也跟随而去。两黄旗大臣怒目相向，多铎默无一言，会议眼看陷于僵局。多尔衮发言：“虎口王即让而去，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仇）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固）山军兵，否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是二个折中方案，皇子嗣位，两黄旗天子亲兵的地位保持不变，。因此两黄旗大臣不再坚持立豪格。转附多尔衮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缓和。祭祖祷天、集体盟誓，六岁的小娃娃福临被扶上了皇帝宝座、改元顺治。

多尔衮对皇位早已垂涎，为什么关键时刻主动放弃？缺乏与家格抗衡的力量？未必。或许是多尔衮从大局出发，为避免内乱而作退让。但促成这一举动的，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孝庄的幕后活动。

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员，孝庄无疑是明白内乱会造成什么危害的，一要使双方的对立缓和，只有异中求同，一使双方的要求都得到部分满足——既要满足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要求，又要使多尔衮的权力欲望不致落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扶立幼主；当时年纪幼小的皇子有四五个，谁来占踞天子宝座？孝庄施展手腕。笼络多尔衮，使多尔表采纳了她的方案，把她儿子福临抱上了御座。

孝庄如何笼络多尔衮？官修的史书实录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私家著述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向多尔衮献出了自己。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三、摄政王专政下

多尔衮对于皇位，实际上是非常向往的。由于他在诸王大会上首倡立福临，格局一成，便难以出尔反尔，推翻前议了。虽然他高踞摄政王之位，掌握大清军政大权，一人之下，方人之上，但毕竟没有畅其所愿，还是一种缺憾，因此，在激烈动荡的戎马生涯之余，他的精神世界便陷入一种，自相矛盾、懊悔愁苦自怨自责的痛苦之中。随着他功业的累进，他的权力欲愈益炽烈，到后来，这种象火一样烤炙着他的心的欲望，竟使他做出可笑的举动：偷用御用器皿、私造皇帝龙袍、对镜自赏等等。当年妨碍他获得皇位的豪格，在顺治元年（1644）就被罗织罪名，废为庶人，也禁至死，豪格的福晋被他收系王府，纳为新人。与他同居辅政王之位的济尔哈朗，尽管一开始就很知趣地退避三舍，拱手将权力支出，但终因附依过豪格的前怨夙恨，于顺治四年（ 1647）被罢职，第二年又降为郡王。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之制为他撰写起居注，并营建规模超逾帝王的府第。大军调度、罚赏黜涉，一出己意，关内关外，只知有睿王一人。实际上，多尔衮掌握了一切权力。孝庄在多尔衮的步步进逼下，采取了隐忍、退让委屈求全的态度。她的方法是，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不使多尔衮废帝自立。顺治元年十月，加封为叔父摄政王，旋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停止多尔衮御前跪拜。最后，大约在顺治四年年底，孝庄以太后的身份下嫁摄政王，福临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称皇父摄政王。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

太后下嫁摄政王一事，史学界尚有争议。有的小说家试图从爱情角度解释这桩婚姻，这恐怕有点理想主义。多尔表生活放纵，拘家格妻其妻，又擅娶朝鲜国王族女，一女不足其欲又娶一女，这是官书明载的事情。太后下嫁，迫于时势，有什么爱情可言，恐怕是大值推敲的。何况实际上，尽管孝庄退让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屈身下嫁，多尔衮对皇位的觊觎丝毫没消退。有一次他还对人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福临即位后，诸臣多次提出给皇帝延师典学，多尔衮都置之不理，有意让福临荒于教育，做一个傻皇帝，致使福临十四岁亲政时，不识汉字，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对孝庄儿子如此，所谓“爱情”云云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出猎，死于喀喇城，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福临亲政，来到两月，即宣布多尔衮“谋篡大位”等种种罪状，削爵毁墓并撤去太庙牌位，籍没家产，多尔衮的党羽也受到清洗。在“倒多”过程中，济尔哈朗取而代之，成为一个新的权力集中点。孝庄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防微杜渐，让福临发布上谕，宣布一切章奏悉进皇帝亲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消除了可能产生的隐患。年少的皇帝在太后的安排下理政、读书，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在大胆使用汉官、整顿吏治等方面，开创了清初政治新局面。

四、家庭矛盾的涡流

权力斗争刚告一段落，孝庄又陷入家庭矛盾的旋流。

如前所述，满蒙联姻，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位时定下的既定国策。大清帝国的建立，蒙古八旗也立下汗马之功，蒙古王公在清廷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一股倚为股肱的力量。为了确保这种关系代代相传，也为了保持自己家族的特殊地位，福临即位不久，孝庄就册立自己的侄女、蒙古科尔沁贝勒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顺治皇帝条政当年，就大礼成婚，正中宫之位。自古帝王婚姻，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的喜好与感情则是次要的。而福临恰恰缺乏这种胸怀，他更多以自己的好恶来对待这种关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聪明、漂亮，但喜欢奢侈，而且爱嫉妒。本来，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女子，这些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福临却不能容忍，坚决要求废后另立。这个未成年的皇帝性格十分执拗，尽管大臣们屡次谏阻，仍然坚持己见，毫不退让。顺治十年（165）八月，孝庄见儿子实在没有回转余地，只好同意，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为了消除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消极政治影响，孝庄又选择蒙古科尔沁多罗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进宫为妃。但福临对这位蒙古包里出来的漂亮姑娘同样不感兴趣，反而如痴如醉地恋上了同父异母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氏。董鄂氏隶属满洲正白旗，父亲鄂硕，任内大臣，封三等伯（位同一品）。董鄂氏不但通诗文，而且性格温顺，仪表端庄，举止言语，很有凤采。顺治十年应秀女之选（清制：满族女子到应聘之年必须造册上报内务府，三年一选以充实后宫或指配皇弟皇子）许配给皇太极末子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经常从军出征，董鄂氏出入宫苑侍候后妃，与福临相识并坠入情网。孝庄察觉了这一危险苗子，立即采取措施，宣布停止命妇入侍的旧例，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同时赶紧给儿子完婚，博尔济锦氏成为第二任皇后。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福临对董鄂氏的迷恋。为了获得更多接近董鄂氏的机会，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福临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以示忧宠。后来博穆博果尔得悉其中内情，愤怒地训斥董鄂氏。这事被福临知道，他打了弟弟一耳光，博穆博果尔羞愤自杀——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

宫中发生了这种事情，传扬出去自然是不光彩的，孝庄悄悄地处理了这件事：博穆博果尔按亲王体例发丧，二十七天丧服期满，董鄂氏被接人宫中，封为贤妃，一个月后，又按儿子的意愿，晋封她为皇贵妃。

皇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不过福临对董鄂氏的感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认为董鄂氏有德有才，正是理想的皇后人选，因此准备二次废后。假如福临再度废后，改立董鄂氏，蒙古女人失去中宫主子之位，势必影响满家关系，倾动大清帝国的立国之基，孝庄毫不犹豫地对儿子的举动进行了抑制。结果，母子间出现隔阂，顺治皇帝甚至公然下令抠去太庙匾额上的蒙古文字，而那位生活在感情荒漠中的蒙古皇后，对于安排自己命运的同族婆婆并无丝毫感激，相反把不幸和怨恨，统统归集到太后身上，连太后病倒，也不去问候一声。对于这一切，孝庄都忍受了。宽容理解是她的原则。这种微妙紧张的母子婆媳关系维持了五六年，幸而她有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坚毅的性格，清帝国的基业才不致因后宫的倾动而发生动摇。孝庄这种苦心，福临与皇后恐怕都不理解，倒是通达人情的董鄂氏能够体谅孝庄的苦衷，她主动周旋于皇后与皇帝之间，缓和调节双方矛盾，有时起到孝庄所难以达到的作用。唯其如此，孝庄有什么事总是找董鄂氏商量，有什么话总是找这个儿媳妇说，以至于到后来，婆婆对儿媳几乎到了不能离开的地步。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董鄂氏产下一子，四个月后不幸夭折，丧子的悲伤使她郁郁成疾，宫廷矛盾的精神重负使她原来有病的身体更加虚损赢弱。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鄂氏病故。皇帝遭此打击，精神颓落，恹恹无生趣，未出半年，患痘症而逝。

五、别出心裁的布库戏

福临死前留下遗嘱，八岁的皇三予玄烨入继皇统，改元康熙。为了避兔摄政工专权的悲剧重演，皇帝有意撇开皇室亲王，安排了四位忠于皇室的满洲老臣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辅政。当时安徽有位叫周南的秀才千里迢迢赶到北京，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孝庄严词拒绝了，因为清建国之初曾总结历史上外戚干政导致亡国的教训，规定后妃不得临朝干政，孝庄当时虽有足够的声望与资历临朝，但此例一开，将来或许贻息后代。因此她坚持了大臣输政的体制，把朝政托付给四大臣，自己则倾力调教小孙子，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才能，以便他亲政后能担当起统御庞大帝国的重任。没有想到顺治所择非人，口是心非的鳌拜很快暴露出专横暴戾的本性，欺皇帝年幼无知，广植党羽，排斥异己，把揽朝政，俨然是摄政王再出。鳌拜出身戎伍，对于顺治朝吸收汉文化变更礼制的做法很不适应，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凡事都要循祖制、复旧章，并且公然打破顺治四年不再困地的禁令，借旗地交换之机，扩大圈地，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鳌拜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但大部分人慑于鳌拜*威，不敢作声。辅政大臣中，悉尼年老畏缩，遏必隆软弱，依附鳌拜，唯一敢于与鳌拜顶着干的苏克萨哈资历浅，一直处于受压地位。康熙（1667）六年，玄烨十四岁，按例亲政。但鳌拜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苏克萨哈因为受鳌拜压制，乘皇帝亲政之机，上奏辞职。请求去守先帝陵寝，“俾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实际上是向皇帝抗议鳌拜的专横。螫拜也清楚苏哈萨克的用意，他和同党一起，捏造苏哈萨克二十四条大罪，将苏拘捕入狱，要处以极刑。苏哈萨克从监狱里送出申诉，皇帝获悉，坚决不同意，鳖拜竟“攘臂帝前，强奏累日”，最后，将苏哈萨克处以绞刑，九族株连，家产没官。鳖拜的存在已成为皇帝权威的一个威胁，但鳌拜羽翼已成，措置稍有不当，可能就会激成巨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此时的孝庄对这些问题已有了相当经验。她悄悄关照性急的孙子，要他隐忍一切，同时不露痕迹地布置起来。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皇宫里出现了一批少年，专门练布库（满语：摔跤），说是皇帝喜欢这种布库戏。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就在大家对宫廷布库戏习以为常的时候；康熙八年（1669）五月的一天，鳌拜进宫晋见，在路两旁要着玩的小孩突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了，等到螫拜缓过神来，纵有过人膂力，都已无济于事了。魔头落网，党羽流散，威胁皇权的鳌拜集团，就这样未动一刀一枪，连根拔除了。皇帝夺回了权力。

六、祖孙情浓

顺治皇帝临终时，原属意于次于福全，孝庄看中了玄烨，通过皇帝信赖的传教士汤若望说项，才改立玄烨，所以说玄烨是孝庄一手扶立的。

玄烨八岁即位，十岁时生母佟佳氏亡故，照看他的是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所以祖孙二人感情十分融洽。孝庄不但关心他的起居，而且对他的言语举动，都立下规矩，严格要求，稍有逾越，则严厉批评，不稍宽纵与假贷。在她的教导下。玄烨健康成长，一个未来杰出帝王的特质和寸具，在少年时代打下了根基。鳖拜集团铲除后，孝庄放手让玄烨理政，让他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又一再提醒他要谨慎用人、安勿忘危、勤修武备等。对于祖母的教诲玄烨非常尊重，重大事情无不先一征求意见，然后施行。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清王朝从走向稳定，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为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和边疆用兵等大规模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清王朝在康熙朝形成第一个黄金时代，其中包含了孝庄的一份功劳和心血。

孝庄生活俭朴，不事奢华，平定三藩时，把宫廷节省下的银两捐出犒赏出征士兵。每逢荒年歉岁，她总是把宫中积蓄拿出来赈济，全力配合、支持孙子的事业。她的表率行为，更使皇帝增加十二分敬意。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皇帝出巡盛京，沿途几乎每天派人驰书问候起居，报告自己行踪，并且把自己在河里捕抓的鲢鱼、鲫鱼脂封，派人送京给老祖母尝鲜；二十二年（1683）秋，康熙陪祖母巡幸五台山，一到上坡地方，皇帝每每下轿，亲自为祖母扶辇保护。孝庄与皇帝这种亲密和谐的关系，反映了她的为人，与二百年后同样经历三朝、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慈禧太后，是截然不同的。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孝庄太后病危，康熙皇帝昼夜不离左右，亲奉汤药，并亲自率领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祈告上苍，请求折损自己生命，增延祖母寿数。康熙在颂读祝文时涕泪交颐，说：“忆自弱龄，早失估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同极之恩，毕生难报……若大算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然而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该月二十五日，孝庄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以七十五岁的高寿安然离开了人世。皇帝给祖母上了尊崇的谥号—一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根据她的遗愿，灵枢没有运往盛京与皇太极合葬，而是暂安在京东清东陵。

七、葬不从夫原有讳

据史书记载，孝庄之所以没有与皇太极合葬，是因为她病危时，曾对康熙皇帝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孝庄死后，梓官（即棺材〕仅在宫中停放十七天，尊溢旋上旋停，在整个康熙朝一直没有启用；梓宫暂安（下葬前安放某处叫“暂安”）奉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才匆匆动工营建陵寝，而陵工仓促，不到一年就草草修就。

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遗嘱中“不忍”云云，不过是一种托词，其实是因为下嫁多尔衮，无颜于黄泉下复见本夫；也有人认为，遗嘱本身可能是一种宫廷精心设计的伪词，为下一步丧葬处置作铺垫，这里又涉及到“太后下嫁”问题，由于下嫁问题与孝庄的政治生涯密切相关，影响很大，所以有必要作一番叙述。

“太后下嫁摄政王”问题，是清史研究中一大疑案，至今史学界尚有争议。在民间，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但见诸文字者，是清末刊行的明朝遗臣张煌言《苍水诗集》，其中《建夷宫词》有一首影射太后下嫁，诗文是这样写的：

上寿筋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居处，春官指礼部官员。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昨天礼部呈进了预先拟定的礼仪格式，因为正遇上太后结婚典礼。《苍水诗集）｝一出，“太后下嫁”一事仿佛得到了证实。张煌言作诗时间大概是顺治六、七年间，当时清宫的太后有两位，一位是正宫孝端文皇后，当时年近五十，不可能嫁给三十多岁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她小于多尔衮两岁，因此诗中所指的太后下嫁，只能是孝庄。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诗歌吟咏，是不能作为史证的。清亡后，民国教育部清理礼部档案，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中有“皇父摄政王”字样，与“皇上”同格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皇帝御批之件〕档案，发现顺治四年之后内外奏疏亦多称“皇父”，与蒋良骐《东华录》顺治五年诏封皇叔父为皇父摄政王、顺治八年追论多尔衮罪状诏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正相照映，加上孝庄死后不与皇太极合葬，而是独葬关内，所以许多人认为，太后下嫁一事大致可作定论。

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却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张煌言对清廷怀有成见，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帝后分葬在清代不乏其例。如真有其事，当时私人著述里应该有所反映，清末民初有大量的前清私家著述印行问世，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印证“太后”下嫁摄政工的史料，因而下嫁云云，是“敌国”（指南明政权）之传闻而已。

但也有人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大。朝鲜李朝实录中有一段文字涉及“皇父”，很可玩味：“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潮鲜国王）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清廷使臣答朝鲜官员金自点那句话，含糊其辞，闪闪烁烁，正可说明其中有难言之隐，朝鲜大臣郑太和已看出其中委曲，指出多尔衮已作了太上皇，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多尔衮已经当了皇帝的父亲，这跟说太后下嫁摄政王是一个意思。

多尔衮死时，追谥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神位附太庙（祭祖之地），这种待遇，除了皇帝本人，只有以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的生父才配享用，如果作为皇叔或者辅政大臣，多尔衮是难以企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孝庄下嫁多尔衮是很有可能的。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这个历史疑案迟早会真相大自。

孝庄文皇后到底有没有下嫁多儿衮?为什么是个历史之谜?婚嫁是大事,何况在帝王家?大家来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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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的机构

孝庄文皇后

十七世纪初，明王朝衰落，东北女真族崛起。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国。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北伐蒙古、南征朝鲜，并于明崇须九年（1636）称帝，国号清，建元崇德，奠都盛京，与明朝遥相对峙。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叛明投清，于是清军铁骑奔突入关，逐鹿中原，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清军追击下瓦解。九月十九日，清宗室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劲骑，护送清幼生从盛京迁居北京。十月一日黎明，古老的皇城装点一新，上午已时，皇极殿前鞭鸣三响，钟磐交鸣，韶和典乐徐徐奏起。年仅六岁的小皇帝福临，即位。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就从这里拉开帷幕。然而。这个小皇帝，并不理解这高高御座和声声欢呼的含义，只有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头戴凤冠的青年妇女，面色凝重，她就是小皇帝的母亲、后世称为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 一、政治婚姻中的配角 孝庄文皇后，一姓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月出生，一十三岁时，由她哥哥吴克善护送到盛京，嫁给皇太极。

清初满蒙联姻，是一项既定国策。皇太极时，蒙古族女子几乎垄断后宫，仅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有封号的就有三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的姑妈）、宸妃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之姐）及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孝庄从蒙古大草原来到盛京，给皇太极生下一男三女（儿子福临即后来的顺治皇帝），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时被封为永福官庄妃。

在皇太极生前，孝庄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后宫统摄一切的是她姑妈，而受到皇太极专宠的则是她姐姐宸妃。

崇德七年（1642）三月：清军俘获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皇太极大喜。洪承畴是明朝很有影响的封疆大员，收服他对于收揽汉族知识分子之心、瓦解明朝统治具有非常的意义。皇太极下令把洪押到盛京，派汉臣范文程等轮番劝说，洪承畴“延颈承刀。始终不屈”，为此皇太极颇费踌躇，食不甘味。孝庄看到这种状况，毛遂自荐，亲自去劝说。她扮作一个待女，身上藏了一壶人参汁，来到洪承畴的居处，温颜婉语，“以壶承其唇”，一口一口给他灌下人参汁，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经过数天的努力，终于说服洪承畴投到清军辕下。

由于孝庄经常留意参预清廷的政治活动，她的政治素质和才能得到了磨炼，很快脱颖而出。当重大政治事变突然发生的时候，这种才能就明显地显示出来了。

二、立储斗争

崇德八年夏，清军大战松锦告捷后，国势大张，气象日上。皇太极踌躇满志，正擘划下一步战略，天不假年，八月九日在突发脑溢血，暴死于清宁宫。帝王暴卒，向来容易引起政治。由于皇太极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没有留下遗嘱，在繁琐的丧仪背后，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正悄悄展开。

努尔哈赤生前曾规定，他的继承人必须由满洲贵族公议，从八大议政贝勒中推选，八大贝勒“同心谋国”，其中以军功昭著的儿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及侄子阿敏轮月执政，朝贺时兄弟四人并排南面坐——这是一种原始军事民主制的残余。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打破了这个框框，皇帝南面独坐，独操大权。唯其如此，皇帝的称号对于跻身于最高权力圈、很有可能得到它的人们来说，更加具有诱惑力。

暗中动作的双方很快明朗化：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三十四岁，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拥有父亲亲将的两黄旗和伯父代著镶红旗、堂叔济尔哈朗镶蓝旗的拥护和支持；努尔哈赤的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三十二岁，雄才大略，曾西征河套察哈尔林丹汗残部，得元朝传国玺归献皇太极，迫降朝鲜，用兵把握分寸，颇合用武之道，很得皇太极倚重和信赖，继位的呼声很高，拥护者有英亲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锋和正、镶两白旗将领。

正、镶两黄旗将领盟誓，宁可死作一处，坚决要立皇子；而正、镶两白旗大臣誓死不立豪格，他们跪劝多尔表立即即位：“汝不即立，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两黄旗大臣愿立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尔！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

串连、游说、盟舍、劝进，频繁的活动，导致了双方严重的对立。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崇政殿诸王大会，彼此终于摊牌了！

这天大清早，两黄旗大臣盟誓大清门前，命令本旗巴牙喇（天子禁军）张弓戴甲，环立宫殿。会议开始之前，黄旗大臣悉尼就提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会议一开始，年高辈尊的代善首先发言；“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豪格见气氛如此，料大位必囊中物，欲擒故纵，起身逊谢说：“福小德薄，非所堪当。”说完离开会场。豪格一谦让，阿济格、多锋乘机劝多尔衮即位，年老的代善不愿得罪锐气方刚的多尔衮，态度骑墙地说：“睿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两黄旗大臣沉不住气了，佩剑而前，说：“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有人提出立代善，老头子不愿陷入旋涡，一说：“吾以帝兄，当时朝政，尚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说完退场，阿济格也跟随而去。两黄旗大臣怒目相向，多铎默无一言，会议眼看陷于僵局。多尔衮发言：“虎口王即让而去，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仇）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固）山军兵，否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是二个折中方案，皇子嗣位，两黄旗天子亲兵的地位保持不变，。因此两黄旗大臣不再坚持立豪格。转附多尔衮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缓和。祭祖祷天、集体盟誓，六岁的小娃娃福临被扶上了皇帝宝座、改元顺治。

多尔衮对皇位早已垂涎，为什么关键时刻主动放弃？缺乏与家格抗衡的力量？未必。或许是多尔衮从大局出发，为避免内乱而作退让。但促成这一举动的，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孝庄的幕后活动。

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员，孝庄无疑是明白内乱会造成什么危害的，一要使双方的对立缓和，只有异中求同，一使双方的要求都得到部分满足——既要满足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要求，又要使多尔衮的权力欲望不致落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扶立幼主；当时年纪幼小的皇子有四五个，谁来占踞天子宝座？孝庄施展手腕。笼络多尔衮，使多尔表采纳了她的方案，把她儿子福临抱上了御座。

孝庄如何笼络多尔衮？官修的史书实录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私家著述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向多尔衮献出了自己。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三、摄政王专政下

多尔衮对于皇位，实际上是非常向往的。由于他在诸王大会上首倡立福临，格局一成，便难以出尔反尔，推翻前议了。虽然他高踞摄政王之位，掌握大清军政大权，一人之下，方人之上，但毕竟没有畅其所愿，还是一种缺憾，因此，在激烈动荡的戎马生涯之余，他的精神世界便陷入一种，自相矛盾、懊悔愁苦自怨自责的痛苦之中。随着他功业的累进，他的权力欲愈益炽烈，到后来，这种象火一样烤炙着他的心的欲望，竟使他做出可笑的举动：偷用御用器皿、私造皇帝龙袍、对镜自赏等等。当年妨碍他获得皇位的豪格，在顺治元年（1644）就被罗织罪名，废为庶人，也禁至死，豪格的福晋被他收系王府，纳为新人。与他同居辅政王之位的济尔哈朗，尽管一开始就很知趣地退避三舍，拱手将权力支出，但终因附依过豪格的前怨夙恨，于顺治四年（ 1647）被罢职，第二年又降为郡王。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之制为他撰写起居注，并营建规模超逾帝王的府第。大军调度、罚赏黜涉，一出己意，关内关外，只知有睿王一人。实际上，多尔衮掌握了一切权力。孝庄在多尔衮的步步进逼下，采取了隐忍、退让委屈求全的态度。她的方法是，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不使多尔衮废帝自立。顺治元年十月，加封为叔父摄政王，旋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停止多尔衮御前跪拜。最后，大约在顺治四年年底，孝庄以太后的身份下嫁摄政王，福临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称皇父摄政王。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

太后下嫁摄政王一事，史学界尚有争议。有的小说家试图从爱情角度解释这桩婚姻，这恐怕有点理想主义。多尔表生活放纵，拘家格妻其妻，又擅娶朝鲜国王族女，一女不足其欲又娶一女，这是官书明载的事情。太后下嫁，迫于时势，有什么爱情可言，恐怕是大值推敲的。何况实际上，尽管孝庄退让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屈身下嫁，多尔衮对皇位的觊觎丝毫没消退。有一次他还对人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福临即位后，诸臣多次提出给皇帝延师典学，多尔衮都置之不理，有意让福临荒于教育，做一个傻皇帝，致使福临十四岁亲政时，不识汉字，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对孝庄儿子如此，所谓“爱情”云云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出猎，死于喀喇城，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福临亲政，来到两月，即宣布多尔衮“谋篡大位”等种种罪状，削爵毁墓并撤去太庙牌位，籍没家产，多尔衮的党羽也受到清洗。在“倒多”过程中，济尔哈朗取而代之，成为一个新的权力集中点。孝庄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防微杜渐，让福临发布上谕，宣布一切章奏悉进皇帝亲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消除了可能产生的隐患。年少的皇帝在太后的安排下理政、读书，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在大胆使用汉官、整顿吏治等方面，开创了清初政治新局面。

四、家庭矛盾的涡流

权力斗争刚告一段落，孝庄又陷入家庭矛盾的旋流。

如前所述，满蒙联姻，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位时定下的既定国策。大清帝国的建立，蒙古八旗也立下汗马之功，蒙古王公在清廷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一股倚为股肱的力量。为了确保这种关系代代相传，也为了保持自己家族的特殊地位，福临即位不久，孝庄就册立自己的侄女、蒙古科尔沁贝勒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顺治皇帝条政当年，就大礼成婚，正中宫之位。自古帝王婚姻，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的喜好与感情则是次要的。而福临恰恰缺乏这种胸怀，他更多以自己的好恶来对待这种关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聪明、漂亮，但喜欢奢侈，而且爱嫉妒。本来，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女子，这些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福临却不能容忍，坚决要求废后另立。这个未成年的皇帝性格十分执拗，尽管大臣们屡次谏阻，仍然坚持己见，毫不退让。顺治十年（165）八月，孝庄见儿子实在没有回转余地，只好同意，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为了消除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消极政治影响，孝庄又选择蒙古科尔沁多罗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进宫为妃。但福临对这位蒙古包里出来的漂亮姑娘同样不感兴趣，反而如痴如醉地恋上了同父异母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氏。董鄂氏隶属满洲正白旗，父亲鄂硕，任内大臣，封三等伯（位同一品）。董鄂氏不但通诗文，而且性格温顺，仪表端庄，举止言语，很有凤采。顺治十年应秀女之选（清制：满族女子到应聘之年必须造册上报内务府，三年一选以充实后宫或指配皇弟皇子）许配给皇太极末子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经常从军出征，董鄂氏出入宫苑侍候后妃，与福临相识并坠入情网。孝庄察觉了这一危险苗子，立即采取措施，宣布停止命妇入侍的旧例，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同时赶紧给儿子完婚，博尔济锦氏成为第二任皇后。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福临对董鄂氏的迷恋。为了获得更多接近董鄂氏的机会，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福临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以示忧宠。后来博穆博果尔得悉其中内情，愤怒地训斥董鄂氏。这事被福临知道，他打了弟弟一耳光，博穆博果尔羞愤自杀——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

宫中发生了这种事情，传扬出去自然是不光彩的，孝庄悄悄地处理了这件事：博穆博果尔按亲王体例发丧，二十七天丧服期满，董鄂氏被接人宫中，封为贤妃，一个月后，又按儿子的意愿，晋封她为皇贵妃。

皇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不过福临对董鄂氏的感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认为董鄂氏有德有才，正是理想的皇后人选，因此准备二次废后。假如福临再度废后，改立董鄂氏，蒙古女人失去中宫主子之位，势必影响满家关系，倾动大清帝国的立国之基，孝庄毫不犹豫地对儿子的举动进行了抑制。结果，母子间出现隔阂，顺治皇帝甚至公然下令抠去太庙匾额上的蒙古文字，而那位生活在感情荒漠中的蒙古皇后，对于安排自己命运的同族婆婆并无丝毫感激，相反把不幸和怨恨，统统归集到太后身上，连太后病倒，也不去问候一声。对于这一切，孝庄都忍受了。宽容理解是她的原则。这种微妙紧张的母子婆媳关系维持了五六年，幸而她有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坚毅的性格，清帝国的基业才不致因后宫的倾动而发生动摇。孝庄这种苦心，福临与皇后恐怕都不理解，倒是通达人情的董鄂氏能够体谅孝庄的苦衷，她主动周旋于皇后与皇帝之间，缓和调节双方矛盾，有时起到孝庄所难以达到的作用。唯其如此，孝庄有什么事总是找董鄂氏商量，有什么话总是找这个儿媳妇说，以至于到后来，婆婆对儿媳几乎到了不能离开的地步。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董鄂氏产下一子，四个月后不幸夭折，丧子的悲伤使她郁郁成疾，宫廷矛盾的精神重负使她原来有病的身体更加虚损赢弱。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鄂氏病故。皇帝遭此打击，精神颓落，恹恹无生趣，未出半年，患痘症而逝。

五、别出心裁的布库戏

福临死前留下遗嘱，八岁的皇三予玄烨入继皇统，改元康熙。为了避兔摄政工专权的悲剧重演，皇帝有意撇开皇室亲王，安排了四位忠于皇室的满洲老臣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辅政。当时安徽有位叫周南的秀才千里迢迢赶到北京，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孝庄严词拒绝了，因为清建国之初曾总结历史上外戚干政导致亡国的教训，规定后妃不得临朝干政，孝庄当时虽有足够的声望与资历临朝，但此例一开，将来或许贻息后代。因此她坚持了大臣输政的体制，把朝政托付给四大臣，自己则倾力调教小孙子，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才能，以便他亲政后能担当起统御庞大帝国的重任。没有想到顺治所择非人，口是心非的鳌拜很快暴露出专横暴戾的本性，欺皇帝年幼无知，广植党羽，排斥异己，把揽朝政，俨然是摄政王再出。鳌拜出身戎伍，对于顺治朝吸收汉文化变更礼制的做法很不适应，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凡事都要循祖制、复旧章，并且公然打破顺治四年不再困地的禁令，借旗地交换之机，扩大圈地，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鳌拜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但大部分人慑于鳌拜*威，不敢作声。辅政大臣中，悉尼年老畏缩，遏必隆软弱，依附鳌拜，唯一敢于与鳌拜顶着干的苏克萨哈资历浅，一直处于受压地位。康熙（1667）六年，玄烨十四岁，按例亲政。但鳌拜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苏克萨哈因为受鳌拜压制，乘皇帝亲政之机，上奏辞职。请求去守先帝陵寝，“俾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实际上是向皇帝抗议鳌拜的专横。螫拜也清楚苏哈萨克的用意，他和同党一起，捏造苏哈萨克二十四条大罪，将苏拘捕入狱，要处以极刑。苏哈萨克从监狱里送出申诉，皇帝获悉，坚决不同意，鳖拜竟“攘臂帝前，强奏累日”，最后，将苏哈萨克处以绞刑，九族株连，家产没官。鳖拜的存在已成为皇帝权威的一个威胁，但鳌拜羽翼已成，措置稍有不当，可能就会激成巨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此时的孝庄对这些问题已有了相当经验。她悄悄关照性急的孙子，要他隐忍一切，同时不露痕迹地布置起来。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皇宫里出现了一批少年，专门练布库（满语：摔跤），说是皇帝喜欢这种布库戏。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就在大家对宫廷布库戏习以为常的时候；康熙八年（1669）五月的一天，鳌拜进宫晋见，在路两旁要着玩的小孩突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了，等到螫拜缓过神来，纵有过人膂力，都已无济于事了。魔头落网，党羽流散，威胁皇权的鳌拜集团，就这样未动一刀一枪，连根拔除了。皇帝夺回了权力。

六、祖孙情浓

顺治皇帝临终时，原属意于次于福全，孝庄看中了玄烨，通过皇帝信赖的传教士汤若望说项，才改立玄烨，所以说玄烨是孝庄一手扶立的。

玄烨八岁即位，十岁时生母佟佳氏亡故，照看他的是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所以祖孙二人感情十分融洽。孝庄不但关心他的起居，而且对他的言语举动，都立下规矩，严格要求，稍有逾越，则严厉批评，不稍宽纵与假贷。在她的教导下。玄烨健康成长，一个未来杰出帝王的特质和寸具，在少年时代打下了根基。鳖拜集团铲除后，孝庄放手让玄烨理政，让他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又一再提醒他要谨慎用人、安勿忘危、勤修武备等。对于祖母的教诲玄烨非常尊重，重大事情无不先一征求意见，然后施行。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清王朝从走向稳定，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为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和边疆用兵等大规模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清王朝在康熙朝形成第一个黄金时代，其中包含了孝庄的一份功劳和心血。

孝庄生活俭朴，不事奢华，平定三藩时，把宫廷节省下的银两捐出犒赏出征士兵。每逢荒年歉岁，她总是把宫中积蓄拿出来赈济，全力配合、支持孙子的事业。她的表率行为，更使皇帝增加十二分敬意。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皇帝出巡盛京，沿途几乎每天派人驰书问候起居，报告自己行踪，并且把自己在河里捕抓的鲢鱼、鲫鱼脂封，派人送京给老祖母尝鲜；二十二年（1683）秋，康熙陪祖母巡幸五台山，一到上坡地方，皇帝每每下轿，亲自为祖母扶辇保护。孝庄与皇帝这种亲密和谐的关系，反映了她的为人，与二百年后同样经历三朝、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慈禧太后，是截然不同的。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孝庄太后病危，康熙皇帝昼夜不离左右，亲奉汤药，并亲自率领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祈告上苍，请求折损自己生命，增延祖母寿数。康熙在颂读祝文时涕泪交颐，说：“忆自弱龄，早失估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同极之恩，毕生难报……若大算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然而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该月二十五日，孝庄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以七十五岁的高寿安然离开了人世。皇帝给祖母上了尊崇的谥号—一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根据她的遗愿，灵枢没有运往盛京与皇太极合葬，而是暂安在京东清东陵。

七、葬不从夫原有讳

据史书记载，孝庄之所以没有与皇太极合葬，是因为她病危时，曾对康熙皇帝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孝庄死后，梓官（即棺材〕仅在宫中停放十七天，尊溢旋上旋停，在整个康熙朝一直没有启用；梓宫暂安（下葬前安放某处叫“暂安”）奉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才匆匆动工营建陵寝，而陵工仓促，不到一年就草草修就。

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遗嘱中“不忍”云云，不过是一种托词，其实是因为下嫁多尔衮，无颜于黄泉下复见本夫；也有人认为，遗嘱本身可能是一种宫廷精心设计的伪词，为下一步丧葬处置作铺垫，这里又涉及到“太后下嫁”问题，由于下嫁问题与孝庄的政治生涯密切相关，影响很大，所以有必要作一番叙述。

“太后下嫁摄政王”问题，是清史研究中一大疑案，至今史学界尚有争议。在民间，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但见诸文字者，是清末刊行的明朝遗臣张煌言《苍水诗集》，其中《建夷宫词》有一首影射太后下嫁，诗文是这样写的：

上寿筋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居处，春官指礼部官员。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昨天礼部呈进了预先拟定的礼仪格式，因为正遇上太后结婚典礼。《苍水诗集）｝一出，“太后下嫁”一事仿佛得到了证实。张煌言作诗时间大概是顺治六、七年间，当时清宫的太后有两位，一位是正宫孝端文皇后，当时年近五十，不可能嫁给三十多岁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她小于多尔衮两岁，因此诗中所指的太后下嫁，只能是孝庄。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诗歌吟咏，是不能作为史证的。清亡后，民国教育部清理礼部档案，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中有“皇父摄政王”字样，与“皇上”同格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皇帝御批之件〕档案，发现顺治四年之后内外奏疏亦多称“皇父”，与蒋良骐《东华录》顺治五年诏封皇叔父为皇父摄政王、顺治八年追论多尔衮罪状诏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正相照映，加上孝庄死后不与皇太极合葬，而是独葬关内，所以许多人认为，太后下嫁一事大致可作定论。

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却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张煌言对清廷怀有成见，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帝后分葬在清代不乏其例。如真有其事，当时私人著述里应该有所反映，清末民初有大量的前清私家著述印行问世，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印证“太后”下嫁摄政工的史料，因而下嫁云云，是“敌国”（指南明政权）之传闻而已。

但也有人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大。朝鲜李朝实录中有一段文字涉及“皇父”，很可玩味：“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潮鲜国王）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清廷使臣答朝鲜官员金自点那句话，含糊其辞，闪闪烁烁，正可说明其中有难言之隐，朝鲜大臣郑太和已看出其中委曲，指出多尔衮已作了太上皇，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多尔衮已经当了皇帝的父亲，这跟说太后下嫁摄政王是一个意思。

多尔衮死时，追谥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神位附太庙（祭祖之地），这种待遇，除了皇帝本人，只有以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的生父才配享用，如果作为皇叔或者辅政大臣，多尔衮是难以企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孝庄下嫁多尔衮是很有可能的。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这个历史疑案迟早会真相大自

是清朝的后宫机构吗？

清朝的后宫情形是：皇后（大太太），其次为皇贵妃（大姨太） 其次为贵妃（二姨太，二人），其次为妃（三姨太，四人），其次为嫔（四姨太，六人），其次为贵人（五姨太，人数不定），其次为常在（六姨大，人数不定），其次为答应（七姨太，人数不定），最后为宫女。宫女最特别，她们的地位是丫鬟，除非被皇帝看中，并且“幸”过，她们到了二十五岁，可以退回本家，另行出嫁，同时期官女的平均数目，在清朝最少，约两千以下。在这方面，清朝比起来最有“仁政”。因为，比起唐玄宗的四万宫女来，当然是“仁政”。宫女可以升级，但很难跳级。婢作夫人，要慢慢来。选进来的秀女就不同。宫女要升到贵人或嫔，得经过做答应和常在的阶段，秀女则一进来，便可做到贵人以上。例如宣宗道光皇帝的和妃，就是由宫女科班出身的；文宗咸丰皇帝的贵妃（后来的慈禧大后），就是由秀女一做便是贵人，由贵人升为嫔，做嫔时候生了儿子（后来的穆宗同治皇帝），皇帝一高兴，再把她升为妃，以至贵妃（大家称为懿贵妃）。

除宫女以外，其他的都是皇帝正式姨太太，永远不能脱离宫廷。她们中间，嫔以上分居东西十二宫，各有专房，贵人以下就分配给她们一起住。宫女名额按地位来分，一般情形是：皇后分到宫女十人，皇贵妃、贵妃分到宫女八人，妃嫔分到宫女六人，贵人分到宫女四人，常在分到宫女三人、答应分到宫女二人。

清朝宫廷选美，即所谓秀女，首先必须是血统纯洁的官员的女子，以保持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在保证血缘和社会地位高尚的情况下，才讲女子的美貌与素质。在八旗子女内部“选秀女”形成定制以后，每三年都有一批年轻的旗籍女子被选到宫中，不仅皇帝的后妃要从这些女子中挑选，有的秀女还有可能要配给皇帝的近支宗亲。选择作为后妃的秀女有严格的条件。清制规定秀女一般从满、蒙八旗中遴选，凡年龄在13至16岁，身体健康无残疾的旗籍女子，都必须参加阅选。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以前，甚至公主下嫁所生之女也得经过选秀女这一关之后，才能论及婚嫁。秀女年满十三岁称“及岁”，超过十六岁称“逾岁”。“逾岁”者一般不再参加挑选。如因故未能阅选者，则必须参加下届阅选，否则虽至二十余岁亦不能出嫁，违者将受惩处。凡应选的旗女，在未阅选前私自与他人结婚者，也将由该旗都统参查治罪。即便是因为残疾不具备选秀女的条件，也要经过各旗层层上报，最后由本旗都统呈报给户部，再上奏皇帝认可后，才能免选。凡届挑选秀女之期，由户部行文各旗都统，将应阅女子年岁等，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及族长，逐一具结呈报都统，然后汇报户部，户部上奏皇帝，皇帝批准何日选看秀女后，户部马上再行文各旗都统，各旗造具秀女清册。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及本人父母或亲伯叔父母兄弟之妻，亲自带秀女送至紫禁城的神武门，依次排列，由户部交内监引阅。这算是第一次挑选。凡经太监挑选被记名的，须再行选阅。这是第二次挑选，凡不记名者，听本家自行聘嫁。如各旗官员女子，因有事故，不及与选者，下次补送选阅。未经阅看之女子及记名之女子，私相嫁聘者，自都统、参领、佐领及本人父母族长，都要分别议处。被选秀女的年龄，必须是13岁至17岁的未婚女子。经太监两歇挑选后，最后报皇帝选定，或被纳为妃嫔，或指婚给亲王或王子为妻。选中被记名的秀女，在记名期内(一般为五年)不许私相聘嫁，违者上至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下至旗长及本人父母，都要受到一定的处分。选中留牌子的秀女久不复选，而记名期已过，那么，这样的女子只得终身不嫁了。

选秀女由户部主办。三年一次的选秀女时间一到，由户部行文八旗各都统衙门、直隶各省驻防八旗及外任旗员，将适龄备选女子呈报备案。每届入选日期，均由户部奏准，然后通知各旗，具备清册，准备入选引看之日，秀女们都在神武门下车，按顺序排列，由太监引入顺贞门，让帝后们选看。

史料中曾记有嘉庆、道光年间选秀女的经过情况：挑选八旗秀女时，每日选两旗，以人数多寡匀配，不序旗分也。挑选之前一日，该旗参领、领催等先排车，如挑正黄、镶黄两旗，则正黄之满、蒙、汉分三处，每一处按年岁册分先后排定，然后车始行。首先是正黄之满洲，继而蒙古、汉。接着是镶黄之满、蒙、汉军，贯鱼衔尾而进。车树双灯，各有标识。日夕发轫，夜分入后门至神武门外，候门启，依次下车而入。其车即由神武门夹道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直至北街市，还绕入后门而至神武门，计时已在次日巳午之间。选毕者，复依次登车而出，各归其家。虽千百辆车，而井然有序，俗谓之排车……应选女子入神武门至顺贞门外恭候，有户部司官在彼管理。至时太监按班引入，每班五人，立而不跪，当意者留名牌，谓之留牌子，定期复看，复看而不留者，谓之格牌子。其牌子书某官某人之女，某旗满洲人(蒙古、汉军，则书蒙古、汉军)。入选秀女，凡获得皇帝封号者，至死不得出宫另嫁。

皇帝选美，三年一次，也太长了一点，还有一年一次选宫女活动，主要为挑选宫女，以服侍内宫各位后妃。它挑选的范围是内务府所属三旗一般人家的女子，内务府三旗，即清朝起家时由皇帝自领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内务府三旗所有年满13岁的女子，都要经过挑选，凡选定的，大部分到宫中做宫女。在做宫女期间，如果被皇帝看中，还可升为妃嫔。如果皇上看不上，须要服役至25岁，然后才能放出宫，可以婚嫁。被选入宫的宫女，少数被选为妃嫔，那就身价百倍了。但是除个别得到皇帝宠幸，其他也多是久居冷宫，守活寡过日子。多数未被选为妃嫔的秀女，那就是唯恭唯谨待侯后妃等各主人手下，稍不如意，便鞭打责罚，甚至被逼致死的。

宫女的家属，每月准许进宫看望自己的女儿一次。顺贞门外甬道有一排又小又矮的小屋子，那就是宫女会见家属的地方。除了最得宠的宫女昼夜不离地伺候主子外，一般宫女，并不是天天都出来当差的。有三天一次的，有五天一次的，大概越红的，当值越勤，由每月当差的班次，也可以看出宫女的红黑。宫女因为当值，过的都是紧张生活，动辄得咎的，所以轮到休班的时候，大都尽量轻松一番。最显著的，就是早上起床后，搽把脸漱漱口就算，既不搽粉弄脂，更不描眉画鬓，穿的也是随便极了，要强的宫女，学刺绣、写字、书画，喜欢玩儿的就打上纸牌了。

满族入关以后，为表示不分彼此，首先表示满汉可以通婚。第一个皇帝清世祖，在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宣布，汉族官吏的女子“欲婚满洲者”，可以登记。清世祖自己，为了以身作则特地讨了汉人户部侍廊滦州石申的女儿做妃子。《永平府志》记载这位**颇得恩宠，因为她被赐居永寿宫，可以穿汉式冠服，她母亲石申妻赵淑人来看她的时候，还可以在附近下轿——“乘肩舆入西华门至内右门下舆入宫”！清朝第二个皇帝清圣祖康熙的后宫中，也有汉姓。这种情形，在皇宫中就已开始普遍。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五个皇帝仁宗嘉庆，他的生母孝仪皇后本姓魏，是他父亲高宗乾隆的三个皇后之一（魏后）。据《清实录》，她在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被儿子特谕于五碟内改书“魏佳氏”，这好像特地掩饰当今圣上已有一半血统是汉族。

在紫禁城内的隆宗门外，坐落一组以慈宁宫为主体的建筑群。有人把它称做紫禁城中的寡妇院。因为这里原主人便是先皇的后、嫔、妃们。她们当中主要是通过选秀女而入宫的。明清两代皇帝虽不象唐代“后宫佳丽三千”，但人数并不算少。皇后、皇贵妃、嫔、妃、贵人、常在、答应等，她们都住在乾清宫两侧的东西六宫。一旦皇帝驾崩，按祖制她们都要搬到慈宁宫居住。这里的生活可以说是与欢笑无缘，只有在“红颜暗老白发新”的清寡单调的生活中了此一生。慈宁宫偶尔也有欢乐，如给皇太后上徽号，册立后妃以及元旦、冬至、皇太后万寿节等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只有这时清王朝的遗孀们济济一堂，饮酒作乐。但这样的活动毕竟一年只有几天。慈宁宫建筑群中的佛堂很多，这些太后、太嫔、太妃们在百无聊赖的守寡期间，焚香礼佛，试图从那虚无缥缈的佛界中寻求精神安慰和寄托。

还是清朝职官与衙门的设置 ？

一、清朝内阁与军机处的设立

1.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废除

清统治者入关前，曾有“议政王大臣会议”，由八旗的诸王和总理旗务大臣组成，凡朝廷的军国大政，都要由它讨论和决策。这说明，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满洲贵族控制朝政、维护自己利益的特权机构，这必然同封建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发生矛盾和冲突。所以清王朝统一中国后，封建皇帝便通过允许蒙、汉大臣参加议政和设立内阁等办法，逐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并最终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明令正式予以裁撤。

2.清内阁的设立

清朝入关前，朝廷设有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分掌记注皇帝起居、编立史册、撰写实录、草拟国书制敕及为皇帝进讲等。内三院设大学士、学士等，可参预国家机要。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朝改内三院为内阁，设大学士，加殿阁头衔，满汉各半。并且仿照明朝制度，规定凡各处官员上呈的奏章，先由内阁代拟批旨（替皇帝拟出几种处理意见），再进呈皇帝；对于皇帝的诏令，也由内阁下达六部等衙门执行。开始时，由于规定大学士仅为五品官，至使内阁的权势反而低于原内三院。但是由于清朝皇帝利用内阁抑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使内阁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雍正时，内阁大学士的官位品级升为正一品，成为朝廷的最高级官员了。不过，自军机处成立后，取代了内阁的许多职权，内阁官员也只是处理一些例行公事了，这时的“大学士”也成了文臣的一种荣称。

3.关于南书房

南书房在乾清宫的南庑，原是康熙皇帝读书之处，后来又选召翰林等官入内当值，称为“南书房行走”。康熙皇帝在闲暇时，便由他们陪侍赋诗作画等，进而参预机务，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一度成为发布政令之所在。不过，南书房只在康熙帝时才具有这种特殊地位。

4.军机处的设立

雍正七年（1729年），正值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部作战，为了能及时处置军情，遂在内廷设军需房，直接转达前线军情及皇帝旨意，这样既可省去内阁的复杂手续，而且不易泄密。后又称军机房，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其职权也扩大为参预全部军国大政。由于军机处转达皇帝旨意、处置政务效率高，使得皇权专制达到最高峰，所以尽管它不是正式官署，却一直保留下来，并在清朝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机处设军机大臣，称为“军机处行走”、“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定员，多者六、七人，一般以特选的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充任，清末也有亲王入选。领班的军机大臣叫作“首揆”。

军机大臣在军机处轮班值日，准备皇帝随时召见，商议军国大政。军机大臣也要根据皇帝意见拟定谕旨，发布到有关部门，叫作廷寄。当时，内阁发出的各种文件叫“明发”，相比之下，军机处的廷寄较明发具有勤、速、密的突出特点。

对于资历浅的军机大臣，授予“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其地位稍低，班次在后。军机大臣的僚属称为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主管军机处的日常文书工作、撰拟谕旨、文稿等。

二、其它中央行政机构

清朝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职掌，如六部、九卿、五寺、二监等，都和明朝一样，只是理藩院为清朝所特设。

理藩院，设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专门掌管蒙古、西藏及新疆各地少数民族事务。此外，理藩院也分管部分外交、通商事务，如设俄罗斯馆等，直至咸丰时才把外交、通商等职掌划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三、清朝的都察院

清朝的都察院同明朝一样，是全国最高监察机构。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为正、副长官。明朝作为独立的监察机构六科给事中，在清朝归并入都察院。

清朝把全国划分为十五道监察区，都察院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分掌稽核各道的刑名案件等，并且有权稽察在京各衙门事务。

都察院还在京城设五城察院，分东、西、南、北、中五城，每城设一衙门，以巡城御史为长官，专察京城地方的机构和官员。

此外，清朝督察院还设有宗室御史处，专门稽察宗人府事务；设稽察内务府御史处，专门稽察内务府事务。

四、清朝的地方官制

清朝的地方行政机构一般可分为省、府（州、厅）、县三级。

省一级的最高军政长官为总督、巡抚。总督和巡抚在明朝都是属于都察院的差遣职官，在清朝则成为正式的地方高级官员了。

总督一般管辖两省至三省，但四川总督就只管四川一省。总督例兼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这就使他掌握了数省的行政、军事、监察大权。总督又可称为“制军”、“制台”。

巡抚为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有副都御史衔，这样便有权统管全省的行政、军事、监察等大权了。巡抚又可称为“抚军”、“抚台”。

督、抚之下设布政使，掌管一省的财赋、民政。布政使又可简称藩台、藩司。

又设按察使，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以及驿传事务。按察使又可简称臬台、臬司。

清代对于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可合称三大宪。

清初，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参议，驻守在某一地方，称为守道；又按察使下设副使、佥事等，可去分巡某一地方，称为巡道。乾隆时裁撤上述参政、副使等官，专设分守道、分巡道，带兵备衔，管辖府州，成为省和府州之间一级机构，叫作道员。在名义上，道应是省的派出行政机构。清朝还设立一些专业道员，如负责河务的，负责盐、茶、粮等。

省下设府，以知府为行政长官，掌管一府的政务及所属州、县的赋役、诉讼等事。此外，顺天府和奉天府，分别是京城和陪都，地位较一般府要高，设府尹为其长官。

还有与府同级的直隶州，直属于省，以知州为其长官。有属县。又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有直隶厅，直属于省，以同知、通判为长官。

府下设县和散州。县是地方行政的基层组织，长官为知县。散州多是因地而特设的，也以知州为其长官。

五、清朝末年的官制改动

清朝后期，西方帝国主义闯进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借口通商，一步步侵夺中国的主权。这时一些人想通过变法维新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新的形势迫使清政府对封建的职官制度不得不做某些调整。政府部门有增有减，有的改名。但是已经丝毫不能挽回整个封建制度的垂死命运了。

六、清朝的爵禄品级和官员服饰

1.清朝的封爵

清朝的封爵分为王爵与世爵两套。王爵也称为显爵，是封给满族宗室的，最初为十二等，乾隆时增为十四等。当然表中出现的只是体现了名号上的等级差别，并非实指。另一套世爵是封给功臣贵戚的。这些爵位中，有的又再分为一、二、三等。清朝取消了勋，有些勋名用于爵名了。

2.清官的品阶

清朝文武官员都分为九品，每品有正、从，共十八级。清朝的文武散官官阶也是十八级。由于品级的不同，朝廷授官的规格、使用的授予文书形式也不同。 见本公子楼下的满清官职一帖。

3.清官的俸禄和服饰

清朝官员无论满汉、文武，其俸禄一律按品级定高低，以俸银和禄米发给。在外武官不支禄米，折合薪银发给。官员们除了正俸外，还有皇帝赏赐的“恩俸”以及养廉银等。

清朝官员的服饰与过去有较大区别，官员的服色不分品级，只有皇子和特别赐允的亲王、郡王可用金**，百官袍服一般为石青色或绀（深青带红）色。清朝官员服饰的重要区别在于“顶子”和“补子”。顶子是指帽顶上的帽珠。不同品级的官员，所用帽珠的质料也不同。当官员被罢免时，首先要摘去头上的帽子，因为帽珠是他的身份的重要标志。

清朝官员在袍服外面要罩一件襟褂，叫作补褂。补褂的前胸和后背各有一块绣成的方形图案，称为补子。补子的图案是文官为鸟类，武官为兽类；御史监察系统的官员则不分官品，都绣獬豸（音谢致），因为传说这种神兽能辨曲直。

此外，清朝高级官员帽顶后面还拖着一束孔雀翎毛，称为花翎。翎上的圆圈状花纹叫眼，于是又以眼的多少显示等级，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

自唐朝以来，明**（淡黄）成为皇帝的专用颜色，这是出于五行说以中心属土，色尚黄的理论。

由于清统治者信奉佛教，佛教的念珠也影响了清朝官员的服饰。清朝规定，官员在穿朝服时，都要在颈项上佩带108颗圆珠，称为朝珠。不同品级官员的朝珠质料与穿珠丝线的颜色也都不同。

或者是清代内务府？

许多学者都认为清代的制度大体而言，是沿袭着明代的制度而来的，这可以说是极为笼统的的说法。中国历朝历代兴衰亡替，表面上看来虽是政权的彼此交替，制度的大体规模也没有剧烈的改变，但是其中仍然有因革与创新的区分。清代对于中国汉人本位中心的史观而言，是一个外来民族的政权，或称之为部族政权[1]。但为史者不宜有过份主观的史观，就客观的人口数字而言，满族之于汉族是少数对于多数，因此在本文里俱称清代政权乃为一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

清代内务府是清代宫廷为服事皇室而设立的机构，最高总理机关是总管内务府衙门（在京），最高主管是总管内务府大臣，直属于皇帝，而出任此职务者多为皇帝亲自简任之亲信，亦或为八旗贵族与宗室。衙门设有内务府堂可办理事务，其下辖有七司三院等多处部门，参照光绪朝的《大清会典》，内务府主要的机构有：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庆丰司、慎刑司、营造司等处，此外还有不少附属机构，如三织造处、内三旗参领处等。整个机构的规模相当庞大，几乎就像是推动整个清朝国家事务六部机关的缩影。曹宗儒在其《总管内务府考略》中，对内务府的职掌有一番评判：“……总管内务府衙门拟内阁，内务府大臣拟阁揆，广储司拟户部，都虞司拟兵部，掌仪司拟礼部，庆丰司则因清代起于游牧，故甚重之；而会计司拟税关与丁粮之税收，营造司拟工部，慎刑司拟刑部，至于吏部铨选之事，则归之于坐办堂郎中，”[2]

相对于六部而言，而内务府更参杂了少数民族的特权基本考量，清朝在入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已经建立了八旗制度来管辖于今东北地区的民族及人口，经过太宗朝的改革，旗制已趋完备。在汗（或皇帝）及八旗的旗主之下，有一部份专供旗主役使的人，满语称作包衣[3]。包在满语是家的意思，衣是的、之字的意思，包衣是对皇室及八旗旗主直接负责办事的一个特殊阶级。孟森先生言道：“其初八旗本无别，皆以固山奉职于国，包衣奉职于家。”[4]八旗各有各自的包衣，而皇帝因拥有上三旗[5]，也就独自拥有上三旗之下的包衣。内务府官员主要是由上三旗包衣所组成的，因此上三旗包衣亦常被称为内务府三旗或是内三旗，而相对于内三旗之外，八旗等一般旗分即被称为外八旗。而上三旗的包衣属于天子御下[6]，身份特殊，又因有内外旗之分，学者常有将其与八旗旗制弄混的情形。据陈国栋考证，内三旗在八旗制度中并不是独立的旗分，只是上三旗各旗满洲都统管辖下的一部份[7]。由于这些人虽然对皇帝自称奴才，但他们其中却有一部份在朝中及地方均任有要职，显然他们并非是真正具有严格奴仆地位阶级者，而是满族因应其民族特色所发展的产物。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清代内务府官用包衣人不用汉人是考虑到信任的因素，满族刚入关时发生了不少满汉冲突，民族彼此间的矛盾情结，使满汉之间也不能顿时互相了解结合，因此用入关前已有的旧人与旧制，一方面为便利起见，一方面则是皇帝用包衣旗远比用外八旗与汉人更为信任。曹宗儒亦言：“顾帝王之家事，委之宫监小人，既恐蹈明代之覆辙，而朝臣外人又难与闻。惟三旗人员，世为禁旅，俨若家丁，虽自称为奴才，而内可为部郎，外可寄疆宇，其身份自非宫监可比。康熙帝既欲改革旧制，于朝臣及宦竖之外，自以此项人员为宜。”[8]诚斯言哉！

清代于康熙朝时确立了内务府的大体规模之后，即由这些包衣职管宫廷事务，但不能去除统治者的基本心态，清朝的制度仍然沿袭了一部份明朝的遗产－宦官。中国的朝代早在周朝时就有用宦者（即阉割过的人）以供服事天子[9]，但因这些宦官是最贴近君王的一批人，也是最容易影响君王的一批人，而这些“刑余之人”，体气不全，若是君王性格易受宦官摆弄，常对国家的政局造成不良影响。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几个朝代，首推东汉、唐朝与明朝。明朝东厂与司礼太监之用事，诚可谓为祸剧烈。黄宗羲于《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中坦言明代用宦官之失：“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它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10]清承续了明朝的政统，又因是军事上的胜利者，对明代的弊政可说是甚为熟悉。大体而言整个清代，是将宦官并入内务府体系下，由内务府的敬事房（后改为宫殿监）来统管，并且制订严格的条例来管制宫中的宦官，以防他们掌权生乱，沦入明朝故事。虽然清代初期曾设有专用宦官主事的十三衙门，但为时短暂，至康熙朝复立内务府掌理宫廷事务，并且吸收了十三衙门的规制。值得附带一提的是，在研究清代的政府机构时，不难发现于其中多有满汉融合的情形，而尤以内务府为最。由此观之，研究内务府对清代史或是满学都是很有助益的，值得学者投下心力爬梳史料，以期对清代的“内务府体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二、研究内务府的首要问题——档案

研究内务府问题，最首要解决的是如何运用庞大的史料。有清一代，去古未远，是以档案的保存也最为完善，官方与民间的史料多如牛毛。但大体而言，内务府的档案仍以官方史料最多也最为翔实，尤其是近年来档案的陆续开放，使史学工作者能加以运用，对研究清史者而言，更是论点的主要参考资料来源。以往学者对于内务府的研究多无法有进一步突破，部分原因即根基于所能运用的史料有限，多半只能以官书如《大清会典》、《清朝文献通考》与《清实录》等为主，进而再运用清人笔记，或是遗老掌故轶闻等作为辅证。尽管清史先辈如孟森、郑天挺等能利用官书做出对史事的翔实考证，但若后进想要超越他们，实有困难之处，唯有另辟蹊径。今日两岸的档案皆在逐渐开放中，内务府昔日不为民间所窥的密档亦渐显于世。笔者为求对内务府作更进一步的了解，特大体概述有关清代内务府的档案。

档案是研究历史所需的直接史料，大体而言多数的档案是未经过改纂，仍可看出事件原貌的。档案虽是直接史料，但直接史料并不能称之为档案，这是有区别的。至于何以有档案的名称出现，据单士元的考证，明代以前公文等仅有案卷之名，不见档案之名。但清康熙时人杨宾著有《柳边纪略》一书，其中载：“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曰牌子，以削木片若排也。存贮年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若档也。”推知这可能与清朝满人的习惯称呼有关。又在康熙十九年的起居注残稿上有一段记事：“上问马哈喇之父与叔父皆殁于阵，……皆系松上等处事，部中无档案。”可进一步推知档案此一名称，在清朝确实是宫中记事所运用的[11]。

清代内务府的档案，在辛亥革命后，处于皇城区所属机构的档案多已经散佚。但因其后溥仪仍住在紫禁城中，内务府堂的档案仍大体保存了下来，档案专家单士元在整理清代档案时，将内务府档进行了分类，大体有：

1．上谕档类：总管内务府大臣所奉谕旨及奏事官员宫殿监领侍等所宣传的谕旨由堂主事笔帖式承接后再由坐办堂郎中查明交各司院抄出的副本。

2．题本：奉朱批的题本因内容主要多为钱粮经费的统计，后改名为奏销档。

3．绿头牌档：用以上报紧急事件。

4．红本档：为抄录奉有朱批奏折档簿。

5．白本档：为抄录无朱批档簿。

6．奏折：存内务府堂备查的奏折。

7．奏稿、奏案、奏底：内务府所上奏折之原稿。

8．行稿：经内务府堂官审画、发出至其它机关之公文。通常由大臣阅以后，于上面写上一“行”字发出，因以为名。

9．黄册：为题本之附件，为奏销银物之事，以黄棱为封面为名。

10．日行公事筒档：是清代一种特殊形式的档案，只见于内务府档案中，简称事筒档。在内务府堂经办事务的官员，将每日经办事务总汇，将有关文件装在筒式的纸袋中，是历史档案中最原始的史料。

11．堂谕档：为内务府对其僚属所下的指示。

12．织造缴回案卷：三织造的密折。宫廷交下三织造的有关等纺织事务，一般由内务府下达。内务府大臣虽为其长官，织造官可向皇帝径上密折，这是其特殊的包衣身份所致。

13．呈稿档：内务府所属机构在奏报前，呈给内务府审查的案稿。

14．咨文：咨文为平行机关相互往来文书之名，此类档案多附有册簿附件。

15．谱牒：为内务府所辖上三旗户口谱系簿。

16．造办处档：乃记有清一代宫中珍奇巧器的档案，惜今日所存者不多。

17．膳底档：是宫中每日用餐的饮食单。[12]

以上所列举的文件名称，是单纯对文件名称所做的解释，如就档案的分类，则可就今日内务府所藏档案的分类来作说明，以期对内务府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大体而言，今日内务府的档案主要收藏在下列数个档案馆中，海外也有一部份，但不若中国大陆收藏种类齐全。

（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内务府堂人事类：内容如八旗佐领户口人丁户口册、管理三旗银两投充丁档、八旗各地驻防兵丁户口清册、盛京内务府庄头户口册、八旗各军营披甲名册、皇宫及园林差役兵丁等名册、六部衙门差役腰牌花名册、内务府各司保送名册、管理三旗银两处庄头名册、投充家谱、总管内务府造送京察官员履历册。

2．内务